野路子的“东柏林”
“东柏林”这个词早就被历史尘封，当然你还可以从百科维基中查到。对于如今的柏林人而言，那不过是一段仓皇而逃的悲催历史。如今的中国年轻人要“翻墙”才能看Facebook，但1989年以前的东柏林青年绝对是翻墙鼻祖，只有越过那堵意识形态的柏林墙，才能找到自由和光明。
如今，没有了柏林墙的阻挡，你可以在所谓的东西柏林之间自由穿梭。可能是人们日子过好了，前苏联社会主义的东柏林反而成为了自由艺术的沃土。新锐、复古、性感、多元的标签全都由柏林市长无私地赠送给了曾经那么不受待见的东柏林。
在1989年后，不少的东柏林人逃亡西柏林，使得东柏林房租廉价，一栋栋房子空置。数年之后，西柏林的资本主义罪恶就出现了，艺术家没钱了都从西柏林往东柏林搬。就这样，曾经被人们荒废的东德市中心的奥古斯特大街从破损、斑驳中一跃成为欧洲艺术社区中的高端品牌，前东柏林工人区的经济型住宅也化身为各式漂亮的咖啡厅、酒吧和餐厅。谁能料到，22年后的今天，东柏林因为那股糙劲，成就了一个接近于乌托邦情结的嬉皮士乐园。
大部分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大城市，都是干净且整洁的。但东柏林不，脏乱差中自有随遇而安的自由感。这里人人都是涂鸦叛逆青年、神经艺术家、朋克歌手、大卫林奇电影里的妓女、垮掉派作家、派对异装癖、混搭系设计师，就连醉酒的流浪汉也有一段你想不到的故事。好玩吧！如今的柏林东北部，被过度的荷尔蒙所笼罩，有一种今日不作死不罢休的气质。东柏林的每一天，都是戏剧化的。
柏林周末地铁全线24小时开放。这造成了两个结果，一个是住在西柏林的人每到周末就赶赴东边来摇滚派对，另一个结果是每辆地铁里都充斥着涂鸦，涂鸦青年都是夜猫子，嫌东柏林的空房子涂鸦不过瘾，地铁也不能幸免。柏林有一本白皮地下音乐杂志居然不死的活了很多年，原因是东柏林每晚都有数不清的音乐现场，风格从朋克、电子、实验、后朋、死金不下50场。摇滚青年来了东柏林，绝对让你High到觉得前辈子没这么飞过。
柏林，曾是一座伤痛过的城市。东柏林更是这千疮百孔中最致命地一环。正是因为这般伤痛过后，东德才释放了更加寻欢作乐的气场。柏林墙虽然倒塌，仅存的1200米的柏林墙遗址上关于自由、民主、和平、生命的主题却从未有变。一切矛盾重重，一切无政府乌托邦的自由幻想，在这里全都有现实版的注脚。看着东柏林被涂鸦占据了的空房子，不禁想，要是全世界的疯子都来占个地儿，那该多好啊。
东柏林 不想做绅士
在北卡洛林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任教的Hiroshi Motomura教授说，“文化把柏林和纽约联系在一起，交通把柏林和东京联系在一起，自然把柏林和西雅图联系在一起，说到历史，柏林只和她自己在一起。”柏林的魅力毋庸置疑不是来自她的美丽、大气，而是她无法告别的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在二战结束后，德国被分为4个占领区，柏林位于前苏联占领的德国东部。1961年8月13日凌晨，两万多名东德士兵在东西柏林边界，用6个小时的时间筑起了单薄的铁丝网，把一个城市分为两个世界。东柏林成为民主德国(东德)首都，西柏林划归美英法占领区所属的联邦德国(西德)，东西柏林从此诞生。相较所谓的历史客观性，文艺作品能更加真实地呈现一个城市的全貌。这种真实来自于直觉记忆，并且个人。从感觉到感觉，从个人到个人，感知距离可以最长，但也可以最短。
围城内的东柏林 地平线之外
2004年和崔健在上海同台演出音乐剧《大西洋的故事》的林登贝格是德国摇滚乐教父。对他来说东柏林处在遥远而难以抵达的地方—地平线之外。
林登贝格(Udo Lindenberg)是一个和东西德国同期成长的歌手，作品充满了对人性的敬重和对人类和平的向往。60年代起活跃在德国乐坛至今。《地平线之外》(Hinterm Horizont)是一部由他的经典曲目与佚事串连起来的音乐剧。1973年他在东柏林遇到了一位被他称为Manu的女性，对他来说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这对我的影响很深，我那时就知道，这会让我今后的人生有所不同，但我们不可能在一起，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被一堵大墙分隔开。”
于是林登贝格写出了“东柏林的女孩”和“开往潘考区的列车”。他甚至试图帮助Manu逃离东德，但这一计划因东德国安局得到风声而告失败。这部音乐剧呈现的就是这段东柏林时期的爱情故事。这段失落的爱情促使林登贝格不断地创作，被柏林墙阻隔的情感都化成了引人共鸣的唱词。这段创作高峰一直持续到柏林墙倒塌。
Dietmar Riemann的“通行证”
对于前东德摄影师Dietmar Riemann，东柏林意味着美好的小生活。从1961年8月13日到1989年11月9日，东西边境开通之前，共有5000多东柏林人尝试脱离他们生活的环境。柏林墙博物馆里有详细的图片和文字介绍了这批“翻墙”的东柏林人。其中约1500人“翻墙”成功，死100、伤300，其余3000多人被监禁至东西德统一。当然也有通过正规渠道申请放弃东德国籍，加入西德国籍的例子，但那也是一段堪比“蜕皮”的漫漫长征旅。
1986年3月1日 Dietmar Riemann 他做了一个决定——申请到“对面”去，并且同意放弃民主德国国籍。从那一天开始，他有计划地写下了这本记录如何得到通行证离开东德的日记。文字侧面而细碎，反映了东德社会的日常生活，当然也有前东德体制下生活的困惑。
做决定的时候，作者其实很难舍自己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所拥有的一切。他写到“我们将失去这美丽的房子和地皮。也许我们再也不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以及如此美好环境。我非常地舍不得离开兰斯多夫(Rahnsdorf)。” 他在日记中自言自语，仿佛在鼓励自己一样：“我不是想去巴黎、伦敦……也许马德里或者雅典吗，不论怎样可到自由的西欧，至少我可以感受一下欧洲啊！” “我们的女儿(Hella)能够在一个民主的国度成长。对她来说这一大步走的值得。”
10年后的3月1日，他准备结束这本日记时写到，“Hella没有因为来到“西德”而成为我预想的样子，而我在结束这一“叛逃故事”的时候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到达”了，是否真的“离开”了？”是的，他的摄影集里始终没有出现马德里和雅典，晚年的他，为能够重新整理出版多年前生活过的 Mosbach 地区照片而感到满足。
这本书的角度与众多反映东柏林的文字不同，他似乎在思考关于封闭与自由、禁锢与逃离的真正意义。在这个“自由的西方”，他们是不是真的获得了自由？或者我们可以悄悄地说，曾经的柏林墙给了他更多生活的实质，勇气以及创造动力。可见东柏林的历史有些不堪，但也并不都是让人纠结胃疼的。
伤痕孕育新生
有一句套话用在柏林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认识一个艺术家，那就等于没来过柏林。不要以为这是在说柏林是个艺术家之城，柏林的艺术家只是相较于纽约巴黎，比较“地下”。
柏林墙拆除以后，对西方社会向往了已久的东柏林居民举家搬迁，大量人群涌入西德。东柏林留下了大量的闲置寓所和废弃工厂，整个城成为一个闲置的首都。除了低廉的房租吸引了收入微薄的艺术家外，柏林墙倒塌带来的自由的气息犹如上升的蘑菇云，把艺术家们席卷至此。这里仍旧是汪洋中的孤岛，都市汪洋中的自由岛。
艺术家的到来让城市变得活跃而生气，充满了德式浪漫，并且渐渐形成了很多艺术社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塔赫勒斯( Tacheles)。二战以前这个街区曾是犹太聚居区 ，塔赫勒斯是日耳曼犹太语的音译，意思是“直言不讳”，颇符合艺术家的职位描述。
这幢建筑至今已经经历过百年风雨，扮演过各种红白角色。柏林市民却称其“废墟”，和我没有阅读导游手册前第一次经过时的感觉一致。在柏林墙倒塌之前，一帮艺术家组成的“塔赫勒斯艺术家社团”占据了这里， 央求政府重估这幢建筑的可用性，这幢建筑才得以保留下来。从此艺术家们开始为它注入艺术氛围，并且相当成功。
不到十年，现在进入这幢大楼，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印着“我支持塔赫勒斯 Tacheles”的黑白招贴。当塔赫勒斯本身成为一个艺术品之后，吸引了大量游客造访，让整个旧中心区变得繁荣的同时，也重新引起了开发商的巨大兴趣。据说，这里将变成柏林的Soho区，还将建立奢侈品旗舰店等。这似乎印证了每一个大都市内艺术社区发展的轨迹。
也许我们可以说，在艺术社区形成之初它就是被纳入城市规划的，就像所有的艺术家面临成名后的市场化一样，这是它们的命运。塔赫勒斯的艺术家们现在主要是为自己的生存空间以及城市中的单纯的艺术空间而斗争。他们了解艺术家“在需要时到来，在无奈中离开”的定律，如果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应该留下的留下来，自身的生存还在其次。
因为艺术家的努力而成为景点被保留下来的很多。除了因为艺术涂鸦而被保留下来的部分柏林墙外，还有集中了当红德国电音团体的“Mediaspree”街区。它和塔赫勒斯所在街区一样，也是因为破败厂房的低廉租金，1989年以后吸引了大量艺术家聚集于此的。2002年市议会启动针对这一街区的城市规划项目，在两位年轻建筑师的6年的坚持和努力下，这一街区终于通过一种非官方组织的投票形式被保留下来。至今仍然是德国电音团体的集中驻地。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非官方的投票形式现在非常成熟，有人戏称它为“开放源码”的城市设计方式。它是由柏林城市建设部门设计的一个网站，公开城市的信息，愿意参与进来的市民都可以参与决定城市空间的规划。也许一个决定需要5年或者更漫长的时间去斡旋，但是从长远考虑，能够审慎地对待我们自己的生活空间，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以怀旧
东西德统一20年， 德国人对东德的怀旧情绪日渐浓郁。怀旧一词Nostalgie也被改写成 Ostalgie(Ost取自东德的东)。 走在柏林街头甚至能重新看到冒着黑烟的东德产“特拉比”，超市里热推小红帽香槟。原东德家具在二手市场和德国易趣(ebay)上超值热卖。
但我不知道，如果围墙还在，人们最近在谈论什么，也许还是“出逃”。有人为此引用过昆德拉的话：“人们想成为未来主人的唯一理由就是要改变过去”，我却觉得钱钟书的“围墙问题”更幽默也更包容地诠释了人本身的“出逃”愿望。当人们对现实的问题感到困乏和无能为力时，怀旧是出逃的路径之一，但这是健康的。
“再见，列宁”是一部典型的怀旧电影，它给予了东西德相同的视角。“再见，列宁”的导演沃尔夫冈 o 贝克(Wolfgang Becker)曾经在Tacheles度过了“一段非常自由的时期”。他说这段时期带给他很多有趣的东德细节，后来都在他的电影里反映出来。
主人公一家是前东德公民，主人公的母亲在柏林墙倒塌前突发心肌梗塞。为了不让母亲再受刺激，主人公凭着对母亲的爱，在柏林墙倒塌东柏林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之后，为其母营造了一段细致入微的东德生活。电影通过服饰、家居、日用品、东德人的日常对话，以及极具社会主义特色的书信措辞等等细节，带我们回到了那个特殊的时期。其中最诙谐也是最多“言下之意”的部分是制造假新闻录像带圆谎。
导演通过男配角对统一后德国新闻事件的剪辑编撰，营造了一个经济高度发达，却承载着真正社会主义精神本质的民主德国，就像换了包装的酸黄瓜罐头，对其母来说就是一个理想国。这个理想国在全家人陪母亲最后一次观看剪辑新闻时成为了全家人的理想国。大家默契而会心地微笑着——自己生活的地方是如此美好。虽然现实的两德都存在瑕疵，这部电影中的“电影”却让大家在这个“围墙问题”上得以释怀。
“其实我们的生活也很正常”
2006年在Spree河畔新开的“东德博物馆”也成了德国人的怀旧情绪的抒发场所。统一16年后，人们对“冷战，西方”等这类意识形态鲜明的词语越来越疏远。也许，“更值得回味的，是生活本身”。
博物馆里按照典型的东德时代风格布置客厅、卧室、厨房。所有的展品都是开放式的，人们可以触摸他们的时髦饮料—东德特有的 Vita-Cola 饮料、Mocca-Fix 咖啡，还有要排上3年的队才能买到的“特拉比”小轿车。在参观过程中你会时常听到“我也有过”的惊叹声。而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前来参观的历史学者利奥波德时，他说：“因为意识形态的冲突，人们曾经以为东德人住在‘洞穴里’，这个博物馆让人们了解，其实东德人的生活也很正常。”
艺术家们参与怀旧
由建筑师赫尔曼o亨瑟尔曼(Hermann Henselmann)主持设计的东德样板工程，典型社会主义风格的方形建筑，卡尔o马克思(Karl Marx- Allee)大道两旁的“双子楼”以及公寓群，今天变成爱怀旧的柏林人抢手的居住地。当年根据前东德政府的重建计划，建筑时所需材料一半以上都需要工人们从废墟中整理出来并重新利用，因此当时数以千计的工人为这一样板工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建成后那些通热水和中央暖气的房屋，并带有浴室的公寓在整个东柏林甚至东德轰动一时，这使得无论是建设者还是能搬进卡尔 o 马克思大道的工人阶级们都异常的自豪。在卡尔 o 马克思大道附近的“国际影院”是前东德建筑的典型代表。
来自西班牙的年轻艺术家布朗克对她非常感兴趣。因为建筑被列为保护对象之一，所以内部不能拍照。他只能收集相关的明信片，将她拍下来，然后用电脑恢复，用当时的氛围加上现在想像的细节，呈现不同时间的鲜明对比。文森特 · 布朗克是东西德统一后来到柏林的。他对东柏林时期留下来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在他眼里，东柏林是一个“正在消化她的过去”，不断“吸收和变化着”，拥有“一个美丽的瞬间”的地方。将东德标志性建筑纪录下来以免永远消失掉就是他现在主要的工作目标。
绅士柏林
柏林“野生”的“违章建筑”，“乌烟瘴气”的涂鸦，“同性恋之都”的称号等一系列离经叛道之举，一直以来是她区别与其他国际城市的标志。然而现在这一切却成为了政客相互攻击的“把柄”。社民党和绿党指责自民党把德国首都弄得像一个贫民窟，在选举中他们曾这样许诺移民至此的中产阶级，“只要在今年秋天选择我们，柏林就将变得绅士。”
“地下艺术村”式的柏林随着博罗斯(Boros)艺术收藏陈列馆等一系列“绅士”文化场所地出现，的确变得越来越”绅士 “了。加上政客与商家的联盟，柏林将更加难以保持原状。 比如 Kreuzberg 原本是东德时代的工业区，这个旧厂房改成的创意园区将被房地产商改造成一个高档居民区，原本先锋时尚的Prenzlauer Berg区也将成为了附庸风雅的富人们的高档住宅。
艺术社区越来越多被改造成商业和艺术共存的空间。城市一方面需要借助艺术的活力，然而她却不能忍受艺术肆意，时而规整驯服，时而刺激唤醒，艺术活在现代都市中，就像一个潜伏在每颗大脑里的诗意的自我。自柏林载入史册那一天起，就一直和翻越，冲破，出逃等等指向自由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在柏林墙拆除之前，挖地道，乘热气球，坐潜艇穿越围墙到达“自由的西方”的事情不足为奇，人们甚至就着几床“棉被气垫”就往下跳。
柏林墙拆除以后，自由的空气更是肆意弥漫，让人们忆起都市化进程之前城市野生的气息。来到这里的艺术家们不用考虑任何枷锁，物质的，精神的，生活可比童年。才不过20年，从悲伤里走出来恢复元气的柏林，又将面临什么被改造的命运。回忆柏林，总是会想到那一年看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和拉尔夫·吉布森(Ralph Gibson)的摄影联展。在影展房间里几次遇到一对穿浅灰色大衣的同性情侣，清瘦的背影双双立着，白皙而纤长的手指只是偶尔相互触碰一下。优雅对于他们不是什么美誉，“绅士”一词，我觉得更加与他们无关。看到那样一种存在着的关系就很让人满足。祝柏林好运！
东柏林 发现不可能的生活
欧洲似乎没有哪一座城市能与柏林相提并论：沉稳，怀旧，先锋，包容。既有寻常大都市的摩登美感，同时又兼具波西米亚风格般(Bosimia style)的流浪气息。毫无疑问，柏林如此充满令人愉悦的文艺气息，且不说赚足国人眼球的柏林国际电影节(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单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演出与艺术活动，就能列一个长长的名单，热热闹闹，从年头排到年尾。
它的热闹却非流于轻飘与浮夸。柏林又是如此厚重深邃，甚至深邃到骨子里有一种悲凉与沧桑，宛如大提琴演奏的缓慢而低沉的音符。经历过分裂，经历过统一，曾经的沧海桑田，令它深知自由与宽容的可贵－柏林市中心那片灰蒙蒙的墓碑群、犹太人博物馆外墙玻璃上一道道不规则的锋利线条和十字架，总是在赫然鲜明地提醒着人们它的过往。于是，让它的灵魂里在对待世事人情和生活方面少了世俗的价值功利性判断，有了那么一丝丝漫不经心，那么一丝丝柔和，以及那么一丝丝的悲天悯人－这类似于张爱玲的那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令它对一切都是宽容的，都是打开的。
是的，Nothing is possible。一切皆有可能－来吧！一切都可以被接受，被容纳。那些异域的游子，那些远道而来的旅人，在这里，在柏林，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每个人在柏林，也发现了生活其实有无限的可能。
柏林墙与涂鸦艺术(Graffitist)：以先锋之
倘若给世界上几座具备先锋气质(Vanguard Spirit)的城市排名，柏林至少应该会跟纽约和伦敦相提并论——它的先锋精神与哲学气质，实在由来已久。费希特、萨维尼、特尔、叔本华、黑格尔这些哲学家的精神已经烙印般印刻在柏林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中。叔本华曾言：“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他又言：“智者，总是享受着自己的生命，享受着自己的闲暇时间；而那些愚不可耐的人总是害怕空闲，害怕空闲带给自己的无聊，所以总是给自己找些低级趣味的游戏，给自己一点暂时的快感。”
生活在柏林，叔本华大抵应该是愉快的。这座城市的思辨乐趣与先锋精神，正适合他的居住。时至今日，这种先锋精神愈被发扬光大，涂鸦艺术即是其中典型。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它总是与时尚、嘻哈精神、自由、叛逆、朋克以及摇滚联系在一起。
在纽约，涂鸦爱好者们在地铁车厢上信手而画，向世人宣泄自己的情绪。在柏林，众所周知，因为分裂而形成的柏林墙，长达20余公里，一度几乎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涂鸦艺术墙——只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西柏林墙的一侧密密麻麻画满涂鸦时，东柏林墙的那一侧却是一片空白。
那些画在墙体上的涂鸦作品，无不色彩斑斓，线条明快。自由与民主、生命与和平成为它们的核心表达主题。在东西德分裂日子，窄窄一道墙便令普通民众与亲人和朋友间仿佛隔了山岳两茫茫。于是，在当时，除了著名的涂鸦艺术家如凯撒 · 哈宁(Keith Haring)之外—他是一个堪与纽约的涂鸦大师巴斯奎(Jean-Michel Basquiat)，比肩而立的人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涂鸦艺术中来。它们的作品，虽不及艺术家们的那般成熟，却也因为感情的真挚而别具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是的，谈论柏林的涂鸦艺术是如何也无法绕过那道已然倒塌的柏林墙的。它曾经分割了空间，划分了世界，更是分离与切割了人心。现在，当你去到柏林，当你经过波茨坦广场，眺望勃兰登堡门，伫立在施普雷河畔，以及那座查理检查站，当然还有孤零零的柏林墙画廊时，你的心头涌起的情愫一定是百转千回的，而你的思绪又一定是翻滚不息的。
谈到柏林墙画廊，则是与柏林墙的推倒有关。德国统一后，群情激奋的人们几乎要将柏林墙夷为平地，令柏林多了自由，而少了一道涂鸦艺术的画廊。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老柏林墙残留的最长一段，则被保留下来，成为了现在的柏林墙画廊。艺术家们被允许在上面作画，像此前的人们那样在墙体上信手涂鸦。但是，因为残留面积的有限，那些画作一直处在更新之中。旧的涂鸦很快即被新的涂鸦所替代。只是那些涂鸦作品，也依旧延续了此前的抽象主义的画风，一样的色彩斑斓，一样的线条明快简单。只是那日光，比旧时更加明朗。
现在，在柏林，涂鸦艺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空间。在柏林东部繁华地段Mitte区前百货公司，堪称为是一座反主流文化的圣殿－在过去的20几年里，它曾是欧洲著名的波西米亚公社。按照旅游指南等说法，它是 “市中心最后一块反资本主义的堡垒”。每年有30万游客从全球各地来到这里，拜访文化重镇柏林的这座艺术圣地。
百货公司周围的建筑物，周身则被巨幅的涂鸦艺术所覆盖。那些建筑物在二战中，曾经被无数次轮番轰炸过，衰败不堪。建筑物身上更曾经被无数颗子弹击中过，伤痕累累，破败颓唐。那些作品，几乎与建筑物本身等比，令人叹为观止。甚至在楼道里，在楼梯拐角处，在墙壁上，在玻璃上，在铁门上，在公共长廊，在艺术家工作室的墙面上，涂鸦仿佛生命力旺盛的蔓延攀爬的植物，无处不在。
倘若在午间的时候推开门进去，会看到工作室内，有的艺术家在休憩，一只灰色的身形肥硕的猫在阳光下打盹；也有的艺术家则仍在挥毫泼墨，抓住每一刻闪过的灵感时光。对于频频前来造访的客人，他们早已经习以为常，既不表示热烈欢迎，也无冷淡抗拒之意，一味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涂鸦，俨然已经成为柏林这座城市自由灵魂的象征。
跳蚤市场：尽慢享生活之美
1963年6月26日，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访当时的西德时，在柏林Schoeneberg区的政府广场发表了演讲，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我是个柏林人”。现在，这座政府广场已经是柏林周末的跳蚤举办地市场之一。
的确，欧洲人最钟爱跳蚤市场，巴黎和伦敦这些声名显赫的城市都有自己的跳蚤市场。但是，若论起对跳蚤市场的热爱，尤其以柏林人为最。毫不夸张地说，大大小小的加起来，恐怕连最地道的柏林人也不知道自己这座城市究竟有多少个跳蚤市场存在。大的跳蚤市场它们通常分布在火车站附近、广场附近，譬如波茨坦广场对面，那些小的跳蚤市场则在公园里、在路边，甚至有的会出现在街道的拐弯处。大的跳蚤市场，往往会绵延几公里甚至更多，有的是露天，有的则是支着遮阳伞，一个摊位挨着一个摊位，密密麻麻，堪称壮观。这些跳蚤市场，通常在周六和周日出现。在周末的晴好日光下，各个小摊位林立。
每个摊位虽然面积大小不一，但是认真逛起来，却是各有各的乐趣。有的卖服装，有的卖家具，有的卖字画书籍和邮票、手工艺品。那些琳琅满目、物美价廉的艺术品，那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刻有家族徽章的银器，足以让每一个至此的人流连忘返，挪不动脚步。非但是外地游客，就算是许多柏林本地人也都乐意在跳蚤市场上淘宝，找一个空闲的时间，耐心地一一翻看，你总是会找到自己的心头好。
一位多次去过柏林跳蚤市场的朋友告诉我，运气好的话，你会发现不少东德时期的旧物，譬如纪念章、钱币，首日封，甚至东德时期的服饰服装等。这对于一般有收藏癖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大乐事。“从成熟的柏林旧货市场来看，最近常出现的法式 30、40年代风格，斑驳生铁以及退漆木质家具，乍看之下像是乡村风格，其实又带点工业设计风格的 Le Corbusier，或是 Jean PRouve 等生活旧货。”一位常年旅居柏林的台湾人简铭甫如是评价柏林的跳蚤市场。
柏林向有自由之风气，人们尊重彼此，出去节日和演出盛事，很少会成群结队出现，城市显得较为寂静。但是，在逛跳蚤市场时却是一个例外。柏林人不管男女老少，人们往往是成群结队，熙熙攘攘，市场上人头攒动。街头艺人也来做表演，用玻璃杯弹奏《蓝色多瑙河》，或者是弹吉他，到处充满热闹的气氛。摆摊的人，有家庭主妇，她们会制作新鲜的奶油蛋糕和其他甜点，香气令人欲罢不能。也有年轻人和孩子，但是，更多的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摊位。父母带着孩子，有的甚至还带着婴儿。刚刚几个月大婴儿就躺在摇篮车里，睁着蓝蓝的眼睛，晒太阳，脸上显示出愉悦自得的神情。
甚至，你还会发现几代人同时出来摆摊的景观，上了年纪的祖父母坐在自家摊位的后面，笑眯眯地与游客谈话，脸上的皱纹蕴藏了生活中曾经的诸多风波与磨难，而今在艳阳天下，淡然一笑泯平生。那些带着宠物出来的，则是狗或猫在旁边走来走去，溜溜达达。
人们喝着啤酒闲晃，碰到可心的物件，便会停下里询问价格，三五讨价还价后，一笔买卖便做成了。实际上，对于大多数柏林人来说，周末出来摆摊，实在是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水之间也”的情怀。整个德国经济发达，高福利和稳定的工作收入，社会保障体系完备，令他们成为普遍的中产阶级，生活无虞，不必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的人们为生计劳碌奔波。所以，跳蚤市场练摊，便成为大多数人的一种生活乐趣。或者说是现实悠闲生活乐趣之一种。
窥一斑而见全豹。除此之外，从跳蚤市场上柏林人对待旧物的态度，也可看出他们的情怀，那就是务实与节俭。物质的丰足，并没让人们的心灵变得浮夸奢靡。他们对物件总是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自己用过的物品，不会随意丢弃，而是重新清理干净，拿到跳蚤市场上，以象征性的价格卖给那些喜欢并需要的人。卖者发自本心，买者心态坦然，可见这个城市中人的性格都有单纯质朴的一面。倘若论及欧洲人的生活幸福指数，柏林也应该会名列前茅。除去跳蚤市场，柏林人还热衷于骑自行车，几乎是人手一辆，堪称是一个“自行车速度”的城市。柏林人就这么动静相宜地慢享生活，慢享简单而愉悦的生活。
小酒馆里的悠游时光
一位作家曾经在书里写道：“20世纪的精彩物事，有一半是在小酒馆里完成的。那是一段在意识形态上革命和动荡横流的时期。小酒馆回转着一个时代生活的气息，娼妓、作家、流浪汉都在这里想入非非，满脑子的野心，想要出人头地，表现出来的却是放浪形骸。小酒馆是个公共的地方，也是私生活的床榻。小酒馆里的朗诵与辩论、狂欢和滋事、情爱与争风，一样也不会少。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都歌颂过那些像蘑菇一样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小酒馆。”
所以，谈及柏林的生活，怎能不说这座城市的小酒馆！少了这两种去处，柏林之乐便会立刻黯然失色，大打折扣。实际上，小酒馆几乎是一座人文气质城市的私人会客厅。有位作家曾经写到：男人天生就是小酒馆的主人，在每个年代，总有男人在小酒馆里密谋些什么。所谓“密谋”，并非指阴谋诡计，而更指向一种智力与情感的角逐。
就如巴黎、纽约、格林威治、布拉格、苏黎世、都柏林，威尔诺、当然还有柏林，这些城市总是让人们联想到海明威、乔伊斯、黑色的卡巴莱、达达主义、垮掉的一代、让克科托、戏剧和爵士乐！承载这些的，正是那一间间的烟雾氤氲、喧哗吵闹的小酒馆。尽管空间促狭，但它们却是一座座不可磨灭的城市文化坐标。譬如，那家名为克朗茨勒的小酒馆，外表看起来貌不惊人，实则声名在外。布莱希特和凯斯特纳等文学巨匠是那里的常客，爱因斯坦则喜欢这里浏览报纸，一度穷困潦倒的画家科柯施卡则曾在这里没完没了地下象棋！
与人们印象中酒馆的粗俗与鄙薄不同，时至今日，柏林的许多小酒馆里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文学传统，它们依然是一座城市激烈跳动的平静脉搏所在。每个周六的晚上，人们还依旧习惯于去酒馆听作家和诗人们的文学朗诵。在普伦茨劳堡(Prenzlauer Berg)的栗子大道(Kastanienallee)，年轻人们便会三三两两地聚集在小画廊和酒馆的门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柏林文化艺术圈子里的常客。已经历尽了岁月的沧桑巨变，小酒馆内的灯光也不是那么明亮，桌子与柜台的原本是深棕红色或者是浅咖啡色的油漆也早已经斑驳。
那些桌椅造型简单，一望便知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产物，但是甫一进入，便立刻把人们带入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曾经在《时光噬痕》里写到的那种场景：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穷困潦倒，生活只能被想象或者是梦想点亮。但他们还有书本，有诗歌陪伴，精神却是富足。现在的柏林人，当然早已是衣食无忧，但难能可贵的，他们依然保持了淳朴的生活传统。
在柏林，通常一间酒馆会由几代人来经营。所以，当客人们在喧哗不亦乐乎的时候，或许正有一双眼睛在温情脉脉地扫过他们。这双眼睛的主人，或许是一位老妇人，也或许是一位老先生，眉间布满皱纹，发间夹杂着银丝，鼻梁上或许还架着一副玳瑁质地的老花镜。他熟悉每一位客人的秉性脾气爱好兴趣，但是，他从来不与他们主动攀谈。他们始终维持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若即若离，已经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写作此文，采访到了常年居住在柏林的一位老饕，因为工作关系，他常年往返于北京与柏林之间。他自言，自己回到柏林后，晚上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小酒馆。那才是一个真正属于柏林人的地方，两瓶啤酒入肚，整个人都会彻底放松。
自由与性：无限包容的城市
许多人评价柏林，都爱说一句话：柏林是一座没有野心的城市。不像老牌的巴黎，永远矜持，永远如蒙娜丽莎般神秘。也不像新兴的亚洲城市，拼建筑物的海拔高度，拼GDP的多与寡，野性勃勃。柏林永远是淡定的，凛冽的，多元价值观的。这种淡定，凛冽与多元化的价值观，让它具备了另外一种美感，让它更为珍视人本身的权利，譬如自由。
或许是被分割过，承受过太多不自由的苦难，柏林较一般的欧洲城市更懂得何为真正的“自由”。所以，它也较一般的城市更为重视人的自由。自由，让这座城市看起来不是那么“正经”，它尖锐，它总是离经叛道，它却总是包容。它吸引那些总是满脑子奇思妙想的艺术家，并想方设法让他们停留下来，令柏林成为一座迷人的艺术之都。它的市长谢绝大量投资，专心打造柏林成为一座创意之都。
柏林的夜店生活是最为人们称道的。柏林几乎是欧洲城市中唯一不实行宵禁的，于是，去柏林逛夜店便成为人们的最大消遣。还不夸张地说，在柏林，每个人都能找自己钟意的那一款夜店：摇滚、电子摇滚、雷鬼、探戈无所不有。戴上墨镜，出发吧！须知，在上世纪90年代，柏林几乎是摇滚的代名词。早在1999年，曾经有一部名为《摇滚东柏林》的电影真实反映了摇滚与柏林之间的关系。反骨的叛逆、羁绊的青春、流淌的血液、生活郁闷压抑，一切如伤花怒放，只有恋爱、派对与摇滚才是生活的王道与拯救。电影里，导演林德豪尔曼用诗歌般的镜头把摇滚反叛与渴望自由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时至今日，摇滚又成为柏林人表达自由与享受生活的方式。资深的“柏林客”们总是有独到的夜店去处。Berghain是《纽约时报》评选出的全球最顶尖的夜场，位于柏林市米特区(Mitte)地下一个废弃发电站的 Tresor 则堪称是电子摇滚夜店的鼻祖，每到周三或周五的晚上，来到这里时，震颤的音乐甚至能使你感到你在与传奇歌手 Blake Baxter 一起仰天长啸。另外有一些酒吧和夜店干脆建立在城市最高建筑物的顶端，在这样的夜店里，一边摇滚，一边更可欣赏柏林的斑斓夜色，这样的聚会往往被称为是 “屋顶上的 Party”。
摇滚乐体现柏林人对自由的向往与表达。除此之外，柏林对性的包容也堪称开欧洲之先河。有人说：“柏林和其他去过的欧洲大城市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包容性。走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你从不会感觉你是外乡人，每一位游客看上去又都像这座城市的主人。”此话不假。柏林的同志市长高调出自传，引来坊间一阵啧啧赞叹(而不是被骂得狗血喷头)。
柏林城内著名的“男人国度”克拉斯特街更是经年累月彩虹旗飘飘——柏林的一位记者曾在专栏里写道：“彩虹旗是同性恋者的文化象征，它代表着包容一切种族、国度、政治、性别及性取向。” 在克拉斯特街，你可以看到摩登书店、面包房、咖啡屋以及一切生活所需要的东西。这位记者甚至写道：“在柏林的夏洛滕堡区，那里甚至建立起欧洲第一栋西向同性恋者的永久居住楼。”看来，关于柏林“生活之地多样性”的说辞，果然并非浪得虚名。
艺术的东柏林—飞蘑菇与麋鹿共舞
在今天，柏林依然是当代艺术的前线，她开放、自由、包容，汇聚起地上、地下的各种能量。从当代艺术、文学、电子音乐到城市涂鸦、电影、摇滚音乐，马力十足，众多美术馆、画廊、职业艺术家、流浪艺术家都齐聚在这里。喜欢穿行在东柏林，遭遇各种涂鸦和美术馆。
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起，西柏林地下艺术的潮流就逐渐流向东柏林，也奠定了Mitte这个街区在艺术、时尚与设计先锋地位。这个街区曾经是柏林房价最便宜的地段之一，吸引了世界各地艺术家来到这里成立工作室。漫步在东柏林，你会看到很多空旷废弃的大楼，楼的外面写着醒目的标语，他们曾经被艺术家、外来者“非法占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Le Tacheles艺术中心，这座6层大楼在20世纪初是柏林最好的百货公司，90年代艺术家们“攻占”了Le Tacheles这座大楼，成为曾经风靡柏林，成为东柏林艺术家与设计师的大本营之一。导游书上经常介绍这里是“市中心最后一块反资本主义的堡垒”，每年全球30万游客都慕名到此、拜会文化重镇柏林的艺术圣地。
Le Tacheles艺术中心是近20年来欧洲著名的波希米亚公社，它一直都是柏林反叛精神、反文化的地标——这座大楼外墙上还能看到二战留下来的斑驳弹痕，联想到柏林博物馆岛的外墙上也有很多弹痕，但都经过了修补，像一个个的小补丁；而Le Tacheles的外墙上则布满了巨大的涂鸦，非常震撼。“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有独立出版社、剧院、电影院和舞蹈工作室；也有各式各样的地下画廊、酒吧、咖啡厅，核心的灵魂是上百个世界各地艺术家串联起来的工作室，纹身打钉彩发的世界公民穿梭在这里。
Le Tacheles的本意是“有话直说”，它是东柏林最原创的街头艺术博物馆，可惜随着2009年租约到期，这栋建筑被拍卖给了出价最高的竞标者，而在这里自由地生活了20多年的艺术家最终被资本的力量所驱散。
在德意志一片冷静理性的土地之上，柏林Tacheles艺术中心代表了柏林狂野的一面；虽然它消逝了，但仍有以另外方式继续发声的当代艺术阵地，让我们从地下回到地上去转转。除了Auguststr路69号、闻名当代艺术圈的“麦加”“KW当代艺术研究院”(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之外，在柏林你绝不应错过汉堡火车站美术馆(Hamburger Kunsthalle)。穿过一个静谧的花园，便到达这座1846年建成的白色古典主义建筑，它是德国最古老的火车站建筑之一，1996年在以前的基础上改建后重新开放，以它拥有的重量级收藏和高水准展览闻名国际当代艺术界。
汉堡火车站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三大收藏家的藏品展非常震撼。首个重要收藏是来自柏林的企业家Erich Marx博士，展览占据了二层的一整个展厅。Marx的私人收藏奠定了汉堡火车站美术馆在国际艺术界中的声誉—它拥有欧洲艺术界至今难以企及的大量当代艺术精品，这批收藏也一直是汉堡火车站美术馆最重要的展品组成部分之一。Marx收藏的核心是5位20世纪晚期的伟大艺术家：Andy Warhol、Joseph Beuys、Anselm Kiefer、Robert Rauschenberg、Cy Twombly，它们都是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重要作品：比如 Rauschenberg 早期的拼贴作品—1954年创作的《粉红门》，Beuys 的《有轨电车站》，还有 Kiefer 的大型绘画和锡制的装置作品，第一次看到Andy Warhol的巨幅《毛》—这些都已成为汉堡火车站美术馆的标志性符号。此外Marx还收藏拥有大量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为研究上世界六七十年代的艺术发展提供了样本；也包括一些稍晚期的知名艺术家，比如波普艺术的Keith Haring和 Jeff Koons，关注身体的当代艺术家 Cindy Sherman 和 Matthew Barney等。Marx 收藏专业而丰富，非常有代表性。
另一个重要收藏是德国私人收藏家 Friedrich Christian Flick 于2004年开始出借给美术馆的收藏展，包括150位艺术家、超过2000件艺术品，大部分都是20世纪晚期的作品，很多是大型作品，主要来自欧洲和北美艺术家，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个收藏的主要关注点是1960年以后艺术的重大变动和概念重建。第三个收藏来自于私人收藏家Egidio Marzona，600多件艺术品中包括1965～1978年的观念艺术、大地艺术、极简艺术和贫穷艺术，是汉堡火车站美术馆观念艺术展品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上面三个私人收藏外，汉堡火车站美术馆还有自己的永久收藏“国家美术馆收藏”。除收藏有大量德国新老艺术家的当代绘画作品，影像艺术也是这个收藏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包括波依斯、白南准、Bill Viola 等多位艺术家在内的上世纪70年代的重要影像艺术品。
除了经典的藏品之外，汉堡火车站的展览一直以来在艺术界也备受关注，比如2010年冬天搅动了整个柏林和艺术圈的 “SOMA”。SOMA是古印度圣典《吠陀经》(Vedas)中提到的一种神仙们经常饮用的饮料，可赋予饮用者永生或超自然之神力，好像我们中国文化中的 “神仙水”。来自比利时的艺术家卡斯滕o奥莱(Carsten H"oller)取 SOMA(肉身)之意，创造出一个环境来质疑我们所熟悉的认知形式。
奥莱当时把汉堡火车站美术馆最具代表性的主厅改装成了一个动物园：连续的钢架结构形成的半拱形穹顶下，十几只麋鹿在沙地中悠闲地漫步；高高挂起的大型鸟笼里金丝雀们此起彼伏地叫着；大大小小的彩色蘑菇雕塑散落在周围，整个展厅高大明亮，同时混合着淡淡的粪便味。展厅中央有一条专修的便道，一边是特意搭建的观众席，你可以坐在这静观整个展览；而通道另一边是特意搭建的高台，上面躺着一张 Kingsize 的双人床，供参观者预订过夜。
这个宽大的展厅被通道一分为二，每边都放养着同等数量的驯鹿、金丝雀、老鼠和苍蝇，我们就好像置身于一个化学实验中的 AB组实验场景。场馆中的一组麋鹿会被喂以飞伞菌(Fly Agaric，一种致幻的毒蘑菇)—这是它们的日常食物之一，驯鹿在体内消化和储存这些蘑菇，排出的尿液又可能散落在其他动物的食物上……这些都引发了大家的好奇与猜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有如此多的观众排队订购在美术馆的过夜权，因为驯鹿是夜间活动的动物，如果你想见证这些动物们的狂欢，那么最好是在夜里与它们共舞。这也是汉堡火车站美术馆的独创—每晚1000欧元、限量申请—也开启了另一种维持自身运营的收入方式，非常巧妙。
夜里，麋鹿们开始狂欢，而你的狂欢也开始了。在美术馆过夜？与吃了飞伞菌和飞麋鹿在一起共同狂欢又是怎样？在不在那里又怎样？理性与感性，环境与现实……这个展览就像一个超级大实验室，我们和动物彼此观看；共同的参与都构成了SOMA的一部分。
奥莱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家与艺术家，他设置了这样一个迷幻的场景，使参观者也成为了试验的对象。在这个展览中，他让参观者站在艺术与科学、实验室与梦境、客观与主观之间，反思人类是如何被启蒙的？科学、神话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是否需要为了唤醒意识而寻找替代性的方法？不管期待的一切是否真会发生，奥莱是想通过这个作品，让参观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感知力来判断你可能会看到或看不到的事。那与纯科学无关，也与纯艺术无关，只与你自己有关—SOMA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有人说这是2010年“最疯狂的”展览，也有人说是最糟糕和最令人尴尬的展览，不管怎样，当代艺术总是在挑战人们的智力，引发无穷的争论。
世界是我们的大实验室，我们也在不断实验着自己。生命充满各种可能性，生命也需要精神的指引。在东柏林古根海姆美术馆第一次看到比利时艺术家Francis Al"ys创作于2002年秘鲁的行为、视频作品“When faith moves mountains”(愚公移山)时深有感触：“Sometimes making something leads to nothing, sometimes making nothing leads to something”。观察者、参与者、批判者、反对者……这里，你就是你自己，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也可以不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打开身体也打开思想，理性光芒下的热情，飞蘑菇与麋鹿，柏林深处悸动的魅力。
反骨设计 Made in Berlin
对柏林最初的印象，来自于维姆文德斯的电影《柏林苍穹下》，那是冷战末期的柏林—一座饱经创伤的、伤感的城市。这里的人们迷惑着、思念着、憧憬着，试图摆脱，那历史带来的伤痛。于是，他们用音乐去麻醉，用艺术去疗伤。柏林从来就是一种野生的植物，她没有鲜亮的外表，但坚强，独立而孤傲。
特殊的历史背景，形成了柏林与众不同的城市景观，并且赋予了这个城市独特的性格。如今的柏林是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和艺术的中心，并被誉为设计之都。设计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这个年轻而古老的城市。
行走在柏林，时刻会与设计偶遇。记得初到德国，一次在柏林的短暂停留，疲惫的我踏上晚班地铁。相对而坐的中年男子友好地向我打招呼，并攀谈起来。他是一个生活和工作在柏林的建筑设计师，荷兰人。沉闷的旅途让沟通显得适时而恰当。我们用蹩脚的德语，聊起我们各自所信仰的设计。愉快、平等的交谈，让我从乡愁中惊醒，让初来这里的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所在。我好像并没有那么的渺小，因为这里有很多跟我一样的，正带着梦想行走的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肤色，带着不同的乡音。但相同的是，他们都热爱柏林这片自由的土壤。在我看来，设计在柏林，绝不像是温室里的花朵。它们既可以陈列于博物馆，也可以张贴在街头；既可以是讲堂里宣讲的主义和流派，也可以是发声于地下的思想和风格。
柏林的设计师们，有一种不受主流思想束缚的独立意识。这种群体意识，也许和设计在柏林的特殊发展经历有关。众所周知，德国是现代设计运动的发起国之一。不同于北欧设计的纯粹和朴实、美国设计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德国的设计具有明快、简单、精准、高度理性化的特点，但同时这也使得它们显得有些沉闷和缺乏个性。追求卓越的德国人，在设计中往往缺少幽默感。这样的设计模式，为柏林的设计师们所厌倦。
由于冷战时期，位于民主德国内部的西柏林，长期处于的孤立的环境下，而造成了当时西柏林设计的特殊发展。西柏林设计注重设计的风格和特点，强调人情味，强调个性和文化品位，具有艺术的、幽默的特色。西柏林平面设计非常突出，与当时大部分沉闷的德国设计形成反差。这一设计风格，因历史的发展，也渗透到了东柏林。
从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的那一刻开始，随西柏林地下艺术的潮流一起，渐渐流向了东柏林。在那个时期，东柏林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和大量的空房，吸引了很多设计师和艺术家前来落户。这其中，很多是尚未成名的年轻人。他们不仅有着特立独行的设计思想，还有着在这片百废待兴的土地上构建梦想的激情。在东柏林，生存变得很容易，不需要太多钱就能完成梦想，这给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于是，东柏林逐渐成为了艺术和设计的中心，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为柏林的独立艺术与独立设计，提供了原动力。
现在很多柏林的设计师们，仍然保留着这样独立的创作和生活状态，过的是远离主流的，远离商品化的“地下生活”。他们做自己的原创设计，创建自己的设计品牌，成立设计工作室，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和party，在废旧的工厂或是老旧的公寓里。他们都有着自己的设计信条、生活方式甚至是穿衣风格，有点松散，慵懒和不羁。这使得他们与德国的主流设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相对而言，这种“野生的设计”更加具有爆发力，给人以新鲜的感官体验。
除了诸多的设计工作室之外，花样繁多的设计小店，也是展示柏林设计师个性与才华的地方。他们主张的设计，是原创性的或是纯手工的设计，因此，商店本身自然也要是“原创商店”。从门脸到内部往往都由设计师们一手设计。里面经营的，便是他们的创意：插画、明信片、背包、贴纸、服装等等。这些设计商店，大多数不是开在繁华的商业主街，而是隐藏在都市的内部，深居于各种庭院和小巷。这里没有购物中心和国际大品牌带来的连锁效应，但这里有一份难得的清净：只有三三两两的探路人，三三两两的知己。
这些各具特色的小店，成为设计柏林的又一道风景。柏林是少数的，去过很多次但仍能不断给人新鲜感的城市，只要你的嗅觉足够灵敏，总能发现一些新乐趣。名胜古迹和博物馆往往是一个城市历史和文化的见证，但如果我们只用这些体验来归纳柏林就显得有些枯燥了。柏林的内核其实是炙热的、闪亮的、喧哗的。这里的独立的设计师们，也有着和柏林一样的气质。他们以街头为背景，实验着它们的作品。
我眼中的柏林设计师们，就像尘埃里开出的花朵，在独立、孤傲和不羁的气质之下，还有着一种浪漫的情怀。也许是因为身处欧洲大陆的原因，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像丰沃的土壤，给了柏林的设计师们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设计作品中，经常有着欧洲传统的、古典的艺术元素。那也许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共鸣，又或者只是一种单纯和执着，一种对旧时光的美好的眷恋。
柏林这个城市本身，就总令人有种新旧交替的错位感。尤其在东柏林，这里不仅有旧建筑、旧景观，还有旧人文。这里众多的二手商店，周末的跳蚤市场，经营着旧时的回忆。唱片、徽章、皮具、书籍、海报、服装，这些颇具年代感的物件，都是他们的宠儿。古物与古着，也成为了柏林的新时尚。他们用独特的眼光回望着那个时代的美好。设计与艺术、历史与现代、古旧与时尚，双重性格和丰富的意象，塑造了柏林以及柏林的设计师们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情。
文：卡生、刘世娟、唐建平、窦子、姜音 摄影：那磊、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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