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斯坦布尔到开罗的航班没有坐满，降落前我换到了机舱右侧。这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先是注意到地中海边的灰色滩涂，像哺乳动物幼仔的皮肤，往内陆一点是由大片棕色、黄色、白色拼成的三角洲，看上去和华北平原上的农村区别不大，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把东非高原一点一点地搬到了这里。然后我就看到了尼罗河，青黄色，反射着微光，像一条绸缎被甩在大地上，这是真正的河流的模样。河流两岸是绿色的，但西部沙漠竟然这样的近，那些黄色高高耸立，好像随时都可以倾覆在河上。
飞机在开罗上空盘旋，整个城市像是刚刚在泥坑里打了个滚儿，又迅速在太阳底下风干了一样，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饱经沧桑的尘土色，不同之处只在尖顶、圆顶或是平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遥远的古格王朝遗址。小亮片在公路上奔跑，跑着跑着就堵在某个路口，据说这是一个城市重归日常的标志。机场也在沙漠中间，飞机已经很低了，底下还是黄沙一片，一架废弃的客机坐在沙土里面。降落了，前几排一个东北口音的男人用足以匹敌机舱广播的音量喊了两嗓子：“妹(没)看着啊！妹(没)看着啊！”他说的也许是尼罗河西岸吉萨高地上的金字塔，它们看起来是有点小。
我来到这座城市，想要看看它如何面对自己不断到来的历史——有的凝固在4000年前的方椎体里，有的刚刚在全世界的眼前爆炸，但还没有走出机场，就遭受当头一棒。机场到达大厅静悄悄的，平常这里充斥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从海湾国家返回的打工者，过去30年有超过1/4的埃及人前往富有的沙特阿拉伯打工，他们带回了房子、养老金和沙特的价值观。但是今天，这里只有无所事事走来走去的海关官员。
我们往无申报通道缓缓走去，已经快要出门了，摄像师突然想起自己的器材需要申报，于是折往申报通道，所有行李开包检查，记下了两台摄像机的型号和代码，以为差不多了，结果一切才刚刚开始——他们请来了一位讲英语的大妈，她要求我们出示开罗方面的保证书，以证明我们不是来埃及倒卖摄像机的，否则就只能押5万埃镑在海关，等我们离开埃及方能取回。我们现金不够，又只有国内出具的函件，于是陷入了和大妈苦口婆心的纠缠，我们想尽了办法，求助电话打到了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但大妈不为所动，在我们赞美完英勇的埃及人民之后，她的要求又多了一项：你们是来采访的吧，那还得去总统那里盖章。
我几乎当场疯掉，心想：你们的总统不是已经了吗？冷静下来后意识到她说的是Press Center(新闻中心)不是President(总统)。此后两天，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她那张毫无商量余地的脸，和糟糕又自信的发音——她甚至管“上海”叫“Shangay”！那是她打算介绍给我们的一个中国人办证中介机构，负责人来自上海。我们决定让他们扣着设备，先进城想办法弄证。临走前，她告诉我们，媒体办公室24小时有人，随时可以来找她。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她。第二天下午，我们带着保证书和盖章来到机场，一个工作人员主动帮忙，跑前跑后，还不断用日语和韩语对我们说“你好”，最后他告诉我们：办公室8点到下午3点开门，你们错过了领器材的时间。接着这个小伙子好心建议道，你们明天上午再过来，给那个守门人一点小费，就能进入工作室所在的区域，也就可以取回器材了，“然后，我喝咖啡的钱呢？”他带着10埃镑(约合人民币12元)离开了。
这时还不到下午3点半。我们拦住其他海关官员询问确切的开门时间，得到了若干个版本。我们去机场问讯台碰运气，他们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办公室也许有人，但是人不知去了哪里。这个国家已经换了主人，但拥有600万工作人员的官僚系统仍得以维持。早在1992年，埃及的一部喜剧电影就辛辣地嘲笑过他们。一个叫艾哈迈德的小人物去政府大楼Mogamma给女儿转学办手续，但却屡碰钉子，一个官员让艾哈迈德格外恼火：每次他来，官员就假托“祈祷时间到了”不肯办事，最后他们扭打起来，期间艾哈迈德抢走了守卫的抢，并且擦枪走火。
官员们抱头鼠窜，结果这个只想让女儿转学的可怜父亲不小心劫持了一整栋大楼，成了“恐怖分子”，而他的“同伙”都是些来Mogamma办点芝麻大事儿的小老百姓。内政部派出专人来和他们谈判，答应满足他们的任何要求，这群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这时却傻了眼，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愿望能得到实现，于是他们说，我们要烤羊肉。第三天，我们再次来到机场，海关官员没有给我们吃烤羊肉的机会，仅仅花了不到4个小时，就让我们取回了器材。机场到市中心(Downtown)一小时的车程，足以将人从社会主义苏联带往Belle Époque(一战前美好时代)的西欧。司机把车开得飞快，有时为了超车连续切换车道，好像在飘移，挂在挡风玻璃前的红黑色塑封卡片也随之飘啊飘的，上面是几个年轻人的头像。
一问，才知道是1月25日后在解放广场上牺牲的，“才25岁！”他指着一个小伙子说。接下来的日子，我在许多出租车里都看到了他们。机场往南是纳赛尔城(Nasr City)，1952年7月，在年轻的陆军中校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Nasser)的指挥下，埃及军队发动政变，把英国人支持的法鲁克国王赶上游艇逐出埃及，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这是2500年来埃及第一次由埃及人统治。军人集团取缔了政党，解散了议会，宣布将实施一种真正的民主体制，土地改革也随之展开，每个埃及人所能拥有的土地不能超过200亩，超额部分由国家收购，再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在短暂的不动声色后，纳赛尔选择了苏联的方向。
庞大的灰色建筑Mogamma已在解放广场落成，这正是苏联的礼物，在Lonely Planet指南里，它被称为“1.8万公务员昏昏欲睡的地方”；而解放广场也是个新名字，1954年以前它还叫伊斯梅尔广场。伊斯梅尔是19世纪的埃及总督，他修建了苏伊士运河，并雄心勃勃地想把开罗建设成尼罗河畔的巴黎。但纳赛尔城才是纳赛尔的得意之作，他亲自参与设计了这座社会主义新城，并将其命名为Nasr。在阿语里Nasr意为“胜利”，当人们想到胜利之城时，便会想到他。如今坐车从纳赛尔城经过，我看到的是连片毫无个性的灰色混凝土公寓，有的距离如此之近，让人怀疑可以一跃而过。不过我们1988年出生的埃及翻译并不这么看，在Downtown住了些日子后，他执意要带我们看一看“埃及代化的一面”，于是我们重新回到了纳赛尔城，确切地说是一个自称为“开罗的首都”的巨型商场：城市之星。
据说纳赛尔城有8个购物中心，这是最大的一个，从社会主义到全球化的转换如此轻易，以至于我没觉察出有什么改变，我们在里面吃了一顿黏糊糊的中餐，喝了星巴克咖啡，然后他买了条Zara的牛仔裤，心满意足地出来了。开罗的司机个个开车疯狂，想必是憋坏了。我从没见过比开罗堵车更严重的城市，除了周五主麻日，几乎全天候的出门必堵，从中午一直到午夜，不耐烦的喇叭声是开罗街市上重要的背景乐。在开罗第一次坐车，就被堵在了隧道里半小时没有出来。隧道又长又热又挤，空气污浊，噪音滚滚，就在你觉得马上就要自燃的时候，车子挪到地面，Downtown到了。
一幅欧洲的画卷在窄窄的街道和连接窄街的小广场之上展开，初看有点像上海外滩，但更立体，并且不事雕琢。马哈福兹之后埃及最著名的作家阿斯瓦尼(AlaaAl Aswany)说，Downtown代表着开罗失去了的一个时代，“在1960年代之前，它保持了纯正的欧洲印记，怀旧者无疑会记得那种优雅。对于本地人来说，穿着白色长袍走在街上会被认为不够体面，而要进入Groppi's、Al Americaine这样的饭店，甚至大都会影院(CinemaMetro)，男士要身着西装，女士则要穿上晚礼服。商店在礼拜日关门，圣诞节或者新年到来时，整个Downtown会被装饰一新，像一个外国的首都。圣诞树和圣诞老人无处不在，玻璃橱窗上用法语或英语写满祝福，饭店与酒吧里歌舞升平，外国人和贵族们举杯狂欢。”
1863年到1879年就任埃及总督的伊斯梅尔，这位颇有抱负的改革家，正是Downtown的缔造者。当中国的洋务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他也试着让开罗“脱非入欧”。铁路、工厂、博物馆、图书馆，包括现代法律制度开始建立起来，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向男生和女生同时开放，伊斯梅尔还建立了一个议会和一家报纸，两者起初都很驯顺，后来却激烈批评政府。过去700年来，埃及的统治者都居住在萨拉丁城堡，伊斯梅尔则让城市的中心北移，他用林荫大道、广场和花园串起了一座欧洲风格的城市，他下令修凿运河排空尼罗河夏天泛滥时的积水，建起埃及最大的广场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个广场从此成为开罗的地标，每一任统治者都想改变它，每一次抗议者都想占领它。
到1927年，这个城市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属于少数族群：95000名科普特人，35000名犹太人，20000名希腊人，19000名意大利人，11000名英国人，9000名法国人，还有未纳入统计的白俄人、帕西人与黑山人。随着希特勒的崛起，更多的欧洲人避走开罗，此时它已经是一个国际大都会，3万辆小汽车把马路挤得水泄不通，现代社会的各种广告——电影、鞋、香烟、杀虫剂一应俱全。1939年大都会影院开业，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乱世佳人》，蜂拥而至的人们塞满了影院里的福特专营店和Excelsior咖啡馆，散场时，影院的玻璃门险些被那些天鹅绒太太们挤碎。
如果你问一个开罗人什么时期是他们的黄金时代，有人会告诉你是马穆鲁克王朝，那时开罗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还打败了东来的蒙古入侵者；有人会说纳赛尔统的早期也不错；还有人会提起1920-1930年代，他们会说那是开罗最干净、最文明、最宽容、最有品味、最国际的时代，却甚少提及外国的控制，或贫富的悬殊，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国内的民国热，当人们感到不如意时，怀旧的方式也是普世的。就在去年斋月(通常是电视收视率最高的季节)，一个名叫《过去》的节目受到格外的追捧，它讲述的正是那个年代的埃及社会和生活方式。现在我就站在大都会电影院的门口等候入场，影院入口处颇有百老汇的范儿，但进到里面，却因为灯光和装饰稍嫌朴素，而让我嗅出了工人俱乐部的气氛。幕布已经打开，好像马上就该有穿着白色长统袜的小红领巾上来表演才是。
要放映的新片叫《蚂蚁的呼喊》，据说是革命之作，其实讲的是小人物辛酸故事，苦难之中不乏幽默，革命只在影片快结束时才出现，看起来是又一部搭便车的电影。说到搭便车，可不只是电影，互联网服务商说“让我们一起建设埃及”，内裤公司则声称“棉布说埃及话”，Downtown大街小巷都有卖Jan 25 和Tahrir(解放)T恤的小贩，就摊在路边栏杆上，没有警察来管——过去的半年多里，这个国家的警察迅速练就了与人为善的本领。我和一个卖T恤的人闲聊，他原来是做导游的，革命后埃及旅游业遭受重创，他失业后和朋友们搞了一个名叫“自由”的工厂，每天从Facebook上收集各种口号和创意印在T恤上卖。这个工厂解决了25个人的就业问题。我花70埃镑买了两件T恤，其中一件上印着一行英文：The power of the people is stronger than people inpower(人民之权大过掌权之人)。无论多么商业化，这的确反映了开罗人乃至埃及人过去半年来信念的改变。
关于从前开罗人是什么表情，我听过的最好的比喻是：去看看埃及博物馆里那些法老时期的雕像，他们和博物馆外中央车站里等车的上班族就像是表亲，都一样饱经风霜、忍受苦难，最后梦想还没有实现。这是一种被击败了的表情，过去60年尤其是过去10年整个国家的失败都写在脸上。除了怀旧，还能做些什么呢？2006年，有800万埃及人申请参加美国绿卡乐透，这超过了埃及总人口的10%，且绝大多数参与者在40岁以下。但是现在，这种表情只能去博物馆寻找了。好几个月了，整个Downtown还沉浸在一种轻飘飘的节日氛围里，每到周五，这种氛围就格外浓郁，好像有谁拍两下手，其他人就会跳起舞来似的。傍晚在城里溜达，一不小心就围观了一场街头音乐表演，百来个人围着小乐队，女孩男孩大叔大妈都举着手打着拍子，唱的是“不要低头，我们是埃及人”，脸上全是自豪感，气氛可真好。
也不都是欢快，在开罗最著名的文化聚集地CultureWheel，一个由垃圾堆改造成的艺术中心里，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弹唱得并不专业，有淡淡的忧伤：“埃及，我再也不会把你丢失，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而这半年涌，最广为人知的一首叫“The Sound ofFreedom”(《自由之声》)，“过去开罗充斥着没有营养的你侬我侬，但现在我们会听到更多有想法的音乐。”它的导演、26岁的哈利法信心满满告诉我。仅仅在一年前，他还认真地考虑过是否要移民，现在他庆幸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
到了夜里，解放广场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辩经场。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争论的话题都是这个国家该往何处去，每个人都憋了一肚子的话，迫不及待要打断别人的发言，于是发言者只能不断地挥舞胳膊，提高音量。开罗人都是夜猫子，晚上11点半好像才刚刚进入黄金时间，我这张亚洲脸在草坪上显得格外醒目，被几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围起来又是握手又是提问，问完了国籍就问宗教，我揣测，在一个穆斯林占人口90%、科普特基督教徒也有10%的国度说自己不信具体的神多少有点失礼，便说自己是佛教徒。结果他们像是发现一个稀世珍宝似的拉着我去见更多的人，“他是一个佛教徒！”
一个英文稍好的大哥把我从动物园里解救了出来。“这里有好人，也有坏人，”他告诉我。然后他决定请我喝一杯红茶，于是我坐在草地上，完成了Lonely Planet说的又一门必修课：至少接受一次陌生人请你喝的茶。我一边感激地喝着放了不知多少糖的茶，一边听他吃力地讲解伊斯兰教的历史，无论如何，主题我是听明白了：世界源于同一父母，你和我没有什么不同。又到了提问时间。埃及人仿佛有一种急切地要被全世界看见并记住的心态，但这回我学聪明了。“中国人喜欢埃及吗？”“当然！”“中国的电视直播了我们的革命吗？”(咬了咬牙)“当然！”“ 中国人会不会像我们一样上街， 然后喊‘ NoGovernment’？”“……”我和女作家戈丽娅约在上午10点半见面，这在开罗时间来说早了一点，开罗的一天是从接近中午开始的。10点15分走出旅馆，多数商铺还没有开门，街道上
也没有太多车辆，见我脚步飞快拦不住，有游商冲我喊：“什么事儿让你匆匆忙忙啊！”穿过一条刚刚醒来的小巷，我找到了Townhouse咖啡馆，其实就是凤凰木下的几张桌子和蓝色的塑料椅。日头已经挺高了，但热量还没散发开来，周围的人都在慢悠悠地抽着水烟，风沙沙扫过枝叶，这是开罗白天唯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候。Ahwa是咖啡馆的阿语名字，在开罗，如果有什么比清真寺还多的话，那就是咖啡馆。我曾见过一幅拍摄于1900年左右的咖啡馆照片，里面背朝店铺、面向大街的阿拉伯男人，神态与今天并无不同，这是开罗在苦难之外的另一幅表情：暂时远离了沉重的生活，放松地深深吸上一口水烟，再轻轻吐出，又或者，无所事事，那就享受这无所事事吧。
在一个95%的人口生活在4%的土地上的国度，空间从来就是问题，但如果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Ahwa，又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漫步在开罗的街头，无论在Downtown欧式建筑的背影里，还是在伊斯兰开罗高悬的新月标志下，无论是绿树成荫的扎马雷克(Zamalek)，还是垃圾成山堪比震后北川的舒卜拉(Shubra)，只要有人在路旁摆上蓝色椅子，点上咕咕冒泡的水烟，清香一旦飘出，生活就不分贵贱地流淌开来。有趣的是大桥上的Ahwa，开罗的几座大桥是拥堵的重灾区，当有车族又急又热堵在尼罗河上空时，桥两边人行道上Ahwa主人会立刻为他们送来冰镇的百事或七喜，那背着铜嘴壶就像背着阿拉丁神灯的大叔也会给他们递上一杯紫红色的Karkadai。
这种奇怪的饮料主要由木槿叶熬制，果汁味道是底子，但有5%的酒味，还有20%的粮食味，所以我一直怀疑它在解渴解暑之外，还能解饿。不过大桥咖啡馆最妙的地方在于你可以尽享尼罗河上的逆风，一年之中除了4月，恼人的西风会带来撒哈拉沙漠的浮尘，其他时节来自地中海的气流沿着河谷扶摇直上，给这座拥挤的城市送来些许清凉，也送来威尼斯商人、探险家和殖民者的船队。我们点了一杯咖啡，一杯柠檬汁，一杯红茶，然后又要了一杯泡着新鲜薄荷叶的冰水，一共花了6.5埃镑。戈丽娅有棕红色的头发，穿着这个城市并不多见的裙子和凉鞋，她在开罗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刚到开罗时，这里更像一个大的乡村，不缺地不缺水，普通人也吃得上饭。
人们对时间没有概念，却能把日子过顺了；城市里没有麦当劳也没有肯德基，没有一切消费主义的东西，但他们对生活有自己的品味，能从一些小事情上体会到乐趣，调节自己的情绪，开罗人管这叫Mazag。”这个单身的美国女人给英国的左翼杂志撰稿，写着编辑根本不感兴趣的异国通信，我找到她却是因为本地报章上一篇描绘开罗上层阶级如何感知革命的专栏。她不喜欢开罗这二十多年的变化，“和全世界一样，这个城市开始被钱而非心灵驱动。盖楼，征地，拆迁，农民被当作——原谅我美国式的粗鲁——Shit一样对待。”Mazag，被戈丽娅称作“埃及人的瑜伽”的东西正在一点点消失。
“但是，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埃及人还是慢悠悠、相当放松的。”我说。“可不是么，按照中国人的标准。你真应该看看20年前的开罗。”炎热的周日下午，我从Downtown出发，去寻找一个叫福斯塔特(Fustat)的地方。按照穆斯林的说法，公元610年斋月，真主安拉通过天使向先知穆罕默德启示神的旨意，伊斯兰教由此诞生。629年，穆罕默德的使者从阿拉伯半岛来到埃及传教，此时埃及还处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下，基督教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宗教，但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与拜占庭皇帝裂痕已深，前者认为耶稣基督具有单一的神性，后者则强调耶稣基督兼具神性和人性。
10年后，不堪君士坦丁堡压迫的科普特人将埃及拱手让与阿慕尔o阿绥(Amr ibn al-As)将军率领的阿拉伯战士。641年，阿慕尔在扎营地建起一座名叫福斯塔特的城市，意为“帐篷之城”。沿着尼罗河一条狭窄的分支往南行进，橙红的凤凰花开得正盛，这条名叫El Nil的林荫道我走过若干回，左边是曲径通幽的花园城，右边是高档酒店所在的罗达岛，至少有3个出租车司机在这里回头提醒我：左边，FourSeasons，右边，Hyatt……但是却没有人告诉我在罗达岛的南端就是尼罗河水位测量标尺(Nilometer)，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全埃及人都指着这个柱子预测丰年歉岁。
驶过罗达岛，水面豁然开阔，对岸建筑大幅后退，让出一大片沿江绿地，终于有了南方田野的感觉，这在逼仄的开罗真是难得的景观。然而车子很快调头西去，过了立交桥窗外几乎瞬间剧变，现在我的右侧是发白干燥的山坡，房子像土窑一样窝在坡上，路边摆放着一长溜粗糙笨重的陶瓷制品，有长颈鹿，也有观世音。车子又拐了个大弯后，停在阿慕尔清真寺门前。斜对面就是科普特开罗，埃及基督教团体的核心地带，天际线上全是十字架，当年阿慕尔就是在这里用棕榈树干搭建起埃及乃至非洲大陆上第一座清真寺。
脱了鞋后，我随一对丹麦的情侣走进清真寺。女孩开始似乎遇到了点麻烦，但在她缠上头巾后还是被允许进入庭院。对于女性必须和男性分开、安排在左侧的一个小厅祷告，她露出难以理解的神情。导游说，穆斯林祷告前，会在庭中央的水泉把自己清洗干净，并示意他们也可以过去洗洗，女孩问：“免费的？”“没错。”“在埃及还有免费的事情？”非主麻日的清真寺凉快又清净，我在这里认识了21岁的瓦吉赫。他知道我来自中国后，把我带到一个书架旁，给了我好几本中文的《古兰经》解读，据说印刷这些经典的钱多是沙特政府出的，这个富得流油的国家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价值观的输出。一开始我们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他从小想当警察，但子从父业，现在一家汽修店工作。他对中国几乎全无了解，但知道一点新疆问题，因为这个也顺便知道了一点台湾问题，“为什么你们恨台湾？”我无意充当国台办发言人，但还是告诉他：我们其实是很喜欢台湾的。接着我试图跟他解释国共内战以及台湾问题的由来，最后他恍然大悟：原来你们和台湾曾经是一家！
我们坐在地板上聊起伊斯兰教，又说起中国和印度，正是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阻断了伊斯兰教的东传，“我希望印度、中国、日本都能接受伊斯兰教，因为只有穆斯林死后才能上天堂，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进入天堂。”他说这话时眼神纯净。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他像是鼓起了勇气后问我：你来埃及前怎么看我们？会不会以为我们是恐怖分子？我一下子觉得特别难受。从清真寺出来，太阳变得更加毒辣，一位老者听说我要去福斯塔特，摆摆手，“那儿什么都没有。”但他还是给我指了个方向。我试着从一个破败的公交车站后面绕过去，却意外地踏进了一个开满鲜花、椰枣树成排的园子。这也许就是开罗的妙处，走上两步，你就能从地狱来到天堂。可这句话反过来也能成立，花园尽头是又一个破败的村子，垃圾袋被风吹到空中。
此路不通，我问另一个路人，他给我指了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望着太阳底下扬起的尘土，我放弃了。福斯塔特在历史上曾数次北移或者东移，旧的城区被放弃，新的城区迅速发展起来，这和尼罗河改道有关，另一个原因则是人口增长及其带来的污染。澡堂烧水产生了大量的烟雾，笼罩在城市上空终日不散，医生不得不建议病人迁往郊区疗养。阿拉伯王国的贵族们几次在老城附近建起新城，但新城很快也和老城一样乌烟瘴气，直到法蒂玛王朝(The Fatimids)的到来。
法蒂玛人崛起于北非的突尼斯，公元969年，他们攻占了埃及，根据哈里发穆依兹(Al-Muizz)的安排，在福斯塔特以北、北风能够吹散污染的地方又建起一座新城，命名为“胜利之城”，这就是开罗。我从“胜利之门”步入法蒂玛时代的开罗。在这个慢吞吞的国度，两年半前出版的Lonely Planet上的信息仍旧有效——城门和街道还在整修。清真寺剥落的墙边堆满了西瓜和青柠，小伙子单手托着大饼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半路偶遇的老者站在街心手把手地聊天，穿着灰色长袍的本地居民就地取材，把施工队带来的排水管当作了座椅，再搬个高脚铁桌就能沏茶。
游客多选择从百米开外的“占领之门”走穆依兹大街进城，踏着新铺的地砖，一进来就能看见哈基姆(Al-Hakim)清真寺两座高大的石塔，但你能感受到过浓的修葺痕迹。沿街而下亦是如此，商铺取代了人家，生意取代了生活，这正是包括这条中世纪重要街道在内的整个伊斯兰开罗面临的问题。某一个黄昏，我和开罗美国大学研究城市规划的博士生乔恩步行在伊斯兰开罗蛇形小巷时聊起这个话题，他完全不相信埃及政府有能力在重建与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所以他宁肯街道保持现在的样子——近30年盖起来的简易楼，社会主义时期的红砖房，700年前的古老建筑，所有的房子都挤在一起；鸽子从狭窄的天空掠过，母鸡回到路边的窝，转过一条街，有好几个人轻飘飘地悬在半空中，那是商铺为了节约空间把黑色长袍挂上了二楼；你随便咔嚓一张照片，里面会有漂亮的凤凰花，迎着晚风飞扬的内衣，满地打滚的孩子，当然还有无处不在的垃圾。垃圾有时出现在脚下，有时却出现在头顶——一座被废弃的黄色小屋，被生生填满了。自古以来埃及人对垃圾就有极高的容忍度，基本上认为墙角就是它们最好的归宿，我读到的
一本书上说，1789年拿破仑占领开罗时，这个城市几乎已被和山一样高的垃圾率先占领。没走太久，我们就迷路了。懂阿语的乔恩上前问路，被一位亲切的老大爷拉住说个不停，后来我问乔恩他说的是什么，“他知道我是美国人以后，就一直在说你们的政府不好，你们的人民还不错，说了十多遍，”乔恩说，“他显然是刚抽了Hasheesh(大麻)，相当相当地High……”有时候我觉得开罗的历史就是一部城市失控史，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想法规划城市，建立街区，但城市的发展却永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最明显的一处，就是死人城。没去之前，年轻的翻译就不断地“恐吓”我们，“我们可能被抢光东西……在里面，我不是埃及人，你们也不是外国人，我们一样都是‘外来的’。”但我们决定相信《纽约客》女记者温蒂的说法：“那是开罗最安静的地方，适合散步。”
死人城被两条快速公路包围，是开罗东南穆盖塔姆山脚下一块灰色的低地。法蒂玛时代开始，扫墓重新变得流行起来，性格难以捉摸的第六任哈里发哈基姆，甚至一度想去麦加把先知穆罕默德的陵墓迁到埃及。这或多或少延续了法老时代的习俗：在墓地里野餐。所以埃及的陵墓不仅是陵墓，也是一个供人们郊游和聚会的去处，死者的灵魂可以在这里分享美食，从而与生者同在。陵墓也专门建有空房间，供游人过夜。从14世纪开始，陆续有流浪者搬进这些空房间住下，而达官贵族雇佣的守墓人，也把这里变成了自己世世代代的家。最近几十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制造了一批失地者，1992年的地震进一步增加了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他们都成为死人城的住户。
城里的每户门口都有自己的铭牌，但那上面并不是住户的名字和门牌号，而是死者的名字和墓宅号。如今的开罗和古埃及时的孟菲斯关联不大，也许对死亡的观念是一个例外。对埃及人来说，名字非常重要，人们相信，讲死者的名字会使他们复活，为了防止名字被抹去，法老的名字被深深刻在金字塔内的巨石中。埃及人同样相信，如果一个人的死讯没有被宣布，那么他还不算真正的死去，直到关于他的讣闻刊登在《金字塔报》上 走进穆罕默德o谢赫与阿梅德o贝克o加德特安息的院落，院里有一颗小叶榕，放养着鸡和鸽子，这里住着4个家庭，彼此是亲戚。女主人正在一角制作煤球，卖一种具埃及特色的大饼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院子另一角有间上了锁的房子，里面的墓碑如倒置的方鼎，那便是死者的陵墓了。从陵墓牵出一根晾衣绳到另一头的房屋，上面晾着蓝色和棕色的地毯。小孩子左手拿着薯片，右手拿着一小块饼，在周围跑来跑去。
经允许后我们进了房间，一间屋子的墙壁粉刷成暗蓝色，另一间则是淡绿，倒是相当整洁，两间屋子挂着古兰经经文，也都有梳妆台，不过没什么化妆品。这是被政府遗忘的角落，甚至警察都懒得来骚扰，“打完架他们才来。”一个小伙子说。革命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也没人去解放广场——其实院子里有个“大锅”，能收看卫星电视，不过他们还是更愿意相信街坊的传闻：有坏人要来抢东西，留在家里啊。死人城究竟住了多少生者？这已经和“到底多少人蜗居在楼顶的铁皮房里”、“有多少孩子在街头流浪”一样，成为开罗3个最难解的社会学命题，传闻众多，答案也千奇百怪：5万人、50万人、12780人、13419人……
如果他们不打算上学的话，可以一生都不用离开死人城，这里有商店、邮局、诊所、清真寺和咖啡馆，还随处都能看见私接的电线，我们拜访的这一家，不单电，连水也是“偷公家”的，有埃及学者为此发明了一个“安静侵占”(Quiet Encroachment)的术语，说这是穷人对抗国家权力的一种方式。过去的政府偶尔会发起运动式执法，但总体上默许了它的存在。新的时代来临了，会怎么样呢？竞选海报还没贴到这里。法蒂玛王朝给开罗留下了爱资哈尔清真寺和爱资哈尔大学，后者直到现在仍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高等学府。阿尤布王朝则立起了一座俯瞰开罗的宏伟建筑：萨拉丁城堡。过去，它被用来抵御东征的十字军，现在它是一处收费的景点。而在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开罗达到它的顶峰。
12世纪末，蒙古人在中国北方的戈壁上崛起，随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他们开始南伐和西征。1258年2月，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率蒙古大军摧毁了巴格达，屠戮80万当地居民。这一年的年底，他们又轻松攻克勒颇和大马士革。接着旭烈兀汗派使团去开罗传话：“你究竟想逃到哪里呢？我们的战马迅疾如飞，我们的箭支锐利无比……城堡也不能迟滞我们。我们的警告已经言明，因为现在你们是我们未来进军途中仅存的敌人。”但历史戏弄了蒙古人，1260年，旭烈兀之兄蒙哥汗驾崩，旭烈兀闻讯率大部队班师东归，马穆鲁克军队击败留守的蒙古军队，挽救了伊斯兰文明。开罗也取代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当时的旅行者都极言其大，一位往来于威尼斯和开罗的商人说，它的城墙有18英里长，繁荣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其他欧洲人则说，开罗的面积是威尼斯的4倍、巴黎的7倍。对于生活在开罗的人来说，这个中世纪的城市大得就像一片海洋。《编年史》说，有两位老同学毕业后13年未见，偶尔在街上碰到，才发现他们这么多年一直住在同一栋巨大的公寓里。这些公寓有的能容纳4000名住户，有的高达14层，楼房又是这样密集，有些街区白天也暗无天日，蝙蝠乱飞。我在侯赛因广场附近的街区转悠时，或多或少能感到这一点，因为所有的铺面都添砖加瓦，这里的天黑得都比外面早些。我们在El Fishawy咖啡馆里坐了半天，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是这里的常客，若换作现在，他恐怕写不出“开罗三部曲”——几乎每分钟都有一位兜售各种奇技淫巧小商品的人进来，眼巴巴地望着你。
辉煌已矣，连年的战争也改变了马穆鲁克王朝的气质，让它变得不比前朝般宽容和开放。欧洲却慢慢重新赶了上来，他们从阿拉伯人这里学会了中国发明的造纸术和指南针，也从阿拉伯人这里学会了印度人发明的数字。他们还学会了水磨、玻璃、陶器、蜡染、肥皂甚至香水的用法。意大利的建筑师模仿法蒂玛开罗的建筑，创立了哥特式风格，这一潮流很快席卷欧洲。到15世纪，马赛的肥皂，法布里亚诺的纸张、穆拉诺的玻璃制品反倒卖回了罗，开罗人身上的亚麻衣物也渐渐被廉价的欧洲布料所取代。
埃及失去了自己的贸易优势，可是马穆鲁克王朝至少还控制着一样东西：中东的交通要道。在15世纪，在印度花两第纳尔就能买到的辣椒，在麦加交易后涨到10第纳尔，经过开罗后价格常常暴涨80第纳尔以上。欧洲人不不尝试开辟新的通往亚洲的航路，1493年，哥伦布意外地发现美洲大陆，1497年，达迦马船队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地理大发现预示着欧洲的崛起，开罗却不可避免地衰落了。1517年，马穆鲁克王朝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掉，开罗降格为伊斯坦布尔领导下的一个普通城市，在反复来袭的黑死病中挣扎，到1800年，它的人口只有福斯塔特时期的三分之一。
我选择乘坐地铁返回Downtown，开罗的地铁有两条线路，票价都是1埃镑，要乘坐的1号线从迈阿迪(Maadi)方向开来，到达开罗的第一个晚上我就去迈阿迪见了朋友，并拿到了机场海关那位顽固大妈需要的保证书。这是一个较新的城区，稍有些偏远，但安静、整洁，房价在开罗首屈一指。在受够了烤肉、番茄酱和不新鲜的沙拉后，我又专门去过那里几次改善伙食，因为不少亚洲人选择住在此地，迈阿迪有全开罗最好吃的韩餐，和几乎唯一地道的中餐。这里原本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按照美国作家劳伦斯o赖特的描述，20世纪最初10年，一群犹太裔金融家想在芒果和番石榴种植园以及尼罗河东岸的贝都因人居住地之间建立一个英国式的村庄，于是开始出售地皮。
地产商在这里种植桉树驱赶蚊蝇，还在花园里栽下玫瑰、茉莉和九重葛，让空气中弥漫花香。到二战结束，这里云集了流亡的欧洲人、美国商人和传教士，还有一些特定阶层的埃及人，他们在餐桌上说法语，爱看板球比赛。这是创建者心目中理想的埃及：世俗、多样，但又结合着英国人的阶级观念。但1960年代，一个本地人居住的迈阿迪在9号公路的另一侧扎下了根，赖特写道，“埃及自古以来得不到控制的贫穷在这里表露无遗，驴车在未经铺砌的街道上嘚嘚地走着，兜售花生和山药的小贩四处叫卖，肉店里挂着叮满了苍蝇的畜体。”现在的迈阿迪已寻不见这样的场景，但开罗其他地方还所在多有，比如布拉克达卢(Bulaq al-Dakrour)。某个下午，我在那里看到了和50年前类似的画面：汽车堵在坑洼狭窄的路上，印度生产的三轮车在夹缝中颠簸行进，小贩和劣质音响播放出的音乐比着音量，肉摊上苍蝇围着拔了毛的死火鸡飞舞。
若说有所不同，也许是这里有很多汽车修理铺——这个区域和城市为数不多的联系，开罗的有钱人和中产阶级通常会避开这种“Ashwaiyyat”，即“嘈杂和混乱之地”，除非他们想用极低的价钱修好自己的爱车。如同两个迈阿迪被公路分隔开来，布拉克达卢与邻近的多基(Dokki)区也被铁路和运河隔开，后者象征着正式、有序和安全，前者则意味着不被承认、混乱和危险。回到当年的迈阿迪，9号公路的一端，是被绿草茵茵的游戏场和网球场包围着的维多利亚私立学校，早些年曾在此就读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他叫爱德华o萨义德；而另一端则是低矮的州立中学，学校持反西方的观点，有着暴君一样的教师，一个瘦小的孩子在这里成绩优异，被同学视为天才，他叫艾曼o扎瓦赫里，现在，他是基地组织新的头目。
把人们选择不同的道路归结为环境甚至学校教育的影响，当然是简单化的，况且扎瓦赫里并非出身贫困之家。我曾和埃及颇有声望的学者贾拉勒o阿明(Galal A。Amin)聊起相关话题，他说，埃及人其实并无革命传统，相反却有把苦难转化成幽默的能力，这个国家对宗教的解释也比较宽容，“你知道埃及人喜欢说的一句话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可是，贫富差距加剧、失业、生活条件恶化这些现实问题，并不能指望传统来消化。从福斯塔特以来，这个城市的统治者就试图对它全盘掌握，法蒂玛王朝放弃拥挤的旧都，在北边建立胜利之城，19世纪，伊斯梅尔嫌伊斯兰开罗破败，要像欧洲看齐，于是有了洋气的Downtown。
1952年，纳赛尔来了，象征着殖民主义的Downtown受到冷落，纳赛尔城与穆罕德辛(Mohandessin)破土动工，后者的名字本身就是“工程师”的意思；到了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开罗变得愈加拥挤不堪，政府在周围的沙漠里建了许多卫星城，想把居民强行疏散出去，结果只是成功地迁出了有钱人——和一千多年前的贵族一样，他们忍受不了吵闹拥挤污染的城市，选择搬到戒备森严、像花园一样漂亮的封闭小区里，依靠高速公路和城里的商业中心保持联系。几乎没有一任统治者放弃它改造开罗的权力，到头来这个城市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非法建筑中，这听起来真像是一个冷笑话。如果你有机会在清晨来到拉美西斯火车站，会看到抵达的高峰，南来北往的列车好像把整个埃及的人都吐给了开罗——据说每天有900万人从周边市镇来到开罗，摆摊、行乞，用开罗人的话说，“抢我们的工作”，晚上再回到自己的住处。
还有同样多的人选择住在城市周边像布拉克达卢这样的贫民区，他们来到开罗，但抵达不了开罗。我得承认，我也不喜欢那些“嘈杂和混乱之地”，那些永不封顶、钢筋直刺天空的红砖房(据说可以避税，必要时还能继续往上盖)让我心烦意乱，又深又窄的巷子和快速聚拢的人群则令我不安。可是，如果说开罗的历史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让我更加确信，世间并无恒久的城池。今年的1月25日，布拉克达卢的“海伊斯甜品店”(Hayiss Sweet Shop)门口，人群正在聚集。过去几天，活跃于网络的青年组织在开罗许多类似的贫民社区散发传单，鼓动这些不用Facebook的人们上街。中午，这些小贩、修车工、三轮车司机们从开罗无数个狭窄的巷子里涌出，开始向Downtown行进。
最后只有布拉克达卢的队伍抵达了解放广场，他们占领了广场几个小时，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说，这样的场面是埃及人第一次见到，形成了一触即发的临界点。人们相信，正是这样一种临界点鼓动数十万人出门参加了接下来那个周五的活动。那天他们再次占领解放广场，此后就没有放弃过。但我想人们也应该庆幸，鼓动这些沉默大多数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相信非暴力和世俗理念的年轻人。地铁驶来了。从科普特开罗经过伊斯兰开罗回到解放广场，区区几站足以穿越千年历史。萨达特和纳赛尔站还在，穆巴拉克站已经改换门庭，连地铁车厢门上头的站也被刮掉，徒留AK两个模糊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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