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倾泻而下的急流像无数曳着白光的彗星，朝着一个方向坠落，其景色之美妙，即使天使飞过，也会回首顾盼！”1855年，英国人大卫·列文斯顿在赞比西河边形容他看到的壮丽瀑布。这个著名的传教士成了瀑布最早的西方发现者。如果列文斯顿是在瀑布边上匆忙写下这段话，那他的日记本一定会被瀑布周围延绵20公里的水雾淋湿。为了表达对英国女王的忠诚，他把整座瀑布献给了她，瀑布由此得名维多利亚瀑布。在英文的语境里，这可不是一个能带来好兆头的名字(瀑布这个词也有“下降”的意思)，随着维多利亚时代在世纪末谢幕，大英帝国在非洲的势力很快式微，一个新的国家诞生在这片南部非洲最肥沃的土地上。
首府哈拉雷的混血街区
Charles是我下榻的彩虹酒店的服务生，约莫六十来岁，习惯性的笑容挂在脸上， 成熟干练写在密麻黝黑的额纹里。他在酒店行业做了四十多年，一直在豪华五星级酒店从事接待服务，目睹了津巴布韦独立前后的几代历史变迁。他告诉我，自己服务过的大人物已经说不清了，除了现任总统穆加贝，他接待过克林顿、曼德拉、歌星鲍勃·马利等好多名人。说到过去，他说自己很怀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是一个发展和荣耀的年代。问及对现在的感受，他倒没直接回答我，反而问我：“你觉得彩虹饭店今天的早餐丰富吗？”我说很好啊，有几十种选择。他接着说：“就在去年，酒店里的早餐品种少得可怜，只有简单的Sadza(一种当地的玉米糊)、炸土豆和水果罐头。”自从津巴布韦在2009年初成功组成联合政府，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美元暂时代替了津币，超市里人头攒动，货架盈满。
哈拉雷，津巴布韦首都，坐落在津巴布韦东北部的高原上，四季如春，草木葱郁，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殖民者居心叵测，但是目光并不短浅。一百多年来，不知有多少在非洲逗留的达官贵人会在公务之余飞到索尔兹伯里(哈拉雷旧称)这个后花园来度假享乐、打高尔夫球。
在这座1890年英国殖民者建造的城市穿行，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你能感受自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不同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造型和人文景观。它们像丝网一样交织在一起，制造出奇特混杂的氛围。于是，在十月的某一天，在靠近高密度住宅区(过去黑人聚居地)的街区，一个哈拉雷郊区的农民抱着一大袋玉米种子，走进中国人开的名叫Beijing Takeaway的超市，买走一个即将在雨季来临时使用的喷雾器；而在Jason Moyo大街，一个印度富人从建于1915年的Meikles酒店出来，他开的丰田越野车后面挂着一艘海上摩托艇，后面跟着两个黑人仆役，正在去往卡里巴湖的路上；在临近Mbare市场的一个空旷广场上，人们在露天交换二手物品，一个身着格子服，头戴英式鸭舌帽的黑人青年孑然一身，静静地读着一本英文旧书《费雯丽传奇》。他的任务是卖掉五本书，好在已经卖了三本；而我，则跟在新黑人农场主Kajese夫妇身后，跑到Low Density(白人聚居区)，陪他们去当地很出名的白人经常光顾的TM超级市场，买些农场需要的补充物资。
新黑人农场
“早上好啊。”
“早上好。”
“睡得好么？”
“你睡得好我就睡得好。”
“我睡得很好啊。”
“那我睡得也很好。”
一大清早，当农场看门人Sems Menza像说绕口令一样问我早上好时，我还恍惚到无法想象自己置身何处。他用的是马绍纳人传统的问候方式。幸亏我在临行前受过北京的津巴布韦好友Vimbayi的悉心指导，不然，像接头对暗语一样难的问候，一定会把我弄懵的。
Sems Menza今年60岁，除了看门，还负责我居住的主屋的保安以及维护。农场保留了很多英国人留下的东西，这是白人在罗德西亚时代带来的生产模式，白人走了，但很多东西留了下来，包括管理模式，还有生活方式。每次我出去，回来都要敲一敲挂在大树底下的铁片钟，然后老人家就会慢悠悠地出来为我开门。进入屋子，佣人已经把厨师为我做好的饭菜放在厨房，每道菜都用令人感觉舒适的瓷器小心翼翼地盛好，并盖上盖子。饭菜一般有开胃菜、主菜和甜点，当然，还有饮料。因为是农场，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自己自足。Kajese夫人还特别叮嘱厨师为我做棕色的sadza，那是全手工磨出来的玉米面，关键的是，它在露天的火炉上用天然燃料熬制而成，是农场特有的美味。这个主屋，是一栋带有俄式风格的红色别墅，由上一任白人农场主修建。花园、果园、禽舍、游泳池和草坪，依次围绕着主屋展开。Kajiese太太忙于农场的整改和应付即将来临的雨季，一直没时间去考虑入住搬迁，而我这个客人反而有机会被让进了这个农场最豪华的别墅里。
Kajese夫妇经营的这个农场离哈拉雷不到200公里，面积大约700公顷，它们延绵在一片宽度为2.55公里的长方形梯田上，上面种植麦子、玉米、土豆、向日葵，还有部分烟草。除了农作物，农场还养了200多头奶牛和羊，以及其它一些家禽。一条名叫Mupfure的河在麦田边流过，给干旱的庄稼带来急需的水源。河边农场为此专门建了一座水坝，并在坝上建了发电站，以应付不时的停电之需。农场日常雇佣50到60个人，高峰的时候会有200人。Kejese先生拿着猎枪，驱车带我到处转悠。他在政府部门工作，周末时候会到农场来休息打猎，顺便帮太太打个下手。他告诉我，如果条件允许，Samro农场可以成为一个和旅游相结合的观光产业，到时候，农场可以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更多人到农场做客。
Kajese太太古道热肠，总是乐呵呵的。她和先生一样，都来自津巴布韦西北部的一个小村镇。她和我回忆起那场不远不近的土地改革。2000年，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决定执行土改新政，让白人交出多余的农场，然后把这些农场分成小块，让黑人自己去经营。很幸运，在这次运动中，Kajese太太得到了这块农场，她甚至还留用了过去给白人服务的一些老员工，其中包括现任的农场经理。对于这种政策是否有效合理，外界一直有很多争议。夜幕降临，在Kajese先生的房间里，当我提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和她所写的《四访津巴布韦》，却遭到了他们的一致批驳。这让我不禁有些惊讶，但是当我听了他们的解释，我知道我们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渐渐能理解他们的做法。作为这片土地原来的主人，黑人有权利要回自己应有的土地。因为对新国家的失望，莱辛在这本书里和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中谴责了穆加贝政府，作为得到土地的黑人阶层，Kajese当然不喜欢她现在的态度了。对此，我拿出莱辛在斯德哥尔摩发言时说的一句话来为她做辩解，认为她是深爱这个国家和这片土地的。“我站在门口望着满天滚滚的沙尘暴，我被告知说，那里依然有未被砍伐的原始森林……1956年，那里有着我所看到的最美的原始森林，如今全被毁灭。”但她迅速找到了原谅这种状况并对这种状况表示理解的理由，“人们得吃饭呀，要有燃料呀”。“哦，是的，但是她真的不了解我们。”Kajese先生回答我。
记得在另一篇文章《我的父亲》里，莱辛借小孩的嘴向读者诉说津巴布韦：“知道吗？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天堂，就是天堂！”在Kajese夫人的新农场里，虽然鲜见动物，但依然可见天堂的影子。金秋十月，旱季马上结束，金黄色的稻浪随风翻滚，背着孩子的土著黑人妇女成群结队，把由收割机收割、捆扎好的麦垛运上拖拉机。附近，另一群农民正在为雨季来临做最后的准备，他们用泥铲把田埂间的土松了又松，再施上化肥。远处，巡逻员正背着枪来回走动，那是一片绿色的烟草种植地。烟草历来是津巴布韦的创汇大户，据说国内云南不少制烟大户每年都会从津巴布韦进口大量烟草进行加工。农场上下，果真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如果津巴布韦的每个农场都能如此，别说消除饥饿，相信南部非洲粮仓的桂冠，都会重新回到津巴布韦头上来的。
艾滋病孤儿的校服
Nicolas Chikazaza先生是农场的副经理，他和他的妻子、几个孩子住在别墅旁边的一幢房子里。在我逗留的几天，他多了一份新工作，陪我到农场各地转转。一个炎热的下午，他用拖拉机载我到河边，然后跋涉过河，再走山路，去一座名叫Chirundazi的小学，顺便探访他在学校里念书的孩子。我们在一条荒芜的山间小道上口干舌燥地走了两个小时之后，突然一排排整洁的房子出现在面前。学舍整洁错落，墙上画着五颜六色的好看的津巴布韦地图和宣传画，还有修葺精致的绿化带。我见到了校长，他热情地接待我，介绍学校的情况，同时带我去旁边的草场，观摩一场正在进行的舞蹈表演。同学们分成三部分，演奏乐器的排成一列，剩下的分两个小组，男的在前，女的在后，就着鼓点开始跳舞。那舞曲是多么富有诱惑力啊！看到有外国人在场，孩子们更加卖力，脚底下扬起一阵沙尘。在学校的另一角，一个音乐老师正在给满屋子的学生上基础课。大概是椅子不够的缘故，很多同学爬到课桌上听讲。讲课内容，听了半天，居然是英国人发明的记谱法——首调唱名法(tonic sol-fa)。别看这些孩子都穿着漂亮的校服，一个个张着嘴巴用力地跟着老师发音，但其中有些都不一定能吃饱肚子。他们居然能在这种荒郊野外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真是神奇！由此相信，津巴布韦的确是非洲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至少曾经是过。
回农场的路依旧漫长，但我们多了一位名叫比尔娜的女孩和我们同行。和其他同学一样，她也穿着一身棕色的校服，手里拿着当天的课本。Chikazaza先生告诉我，很多农场里的孩子都在这个学校念书。
像他这样的家庭，因为有稳定的收入，勉强可以给孩子置办一身漂亮的校服，但是对于一些临近村落的孩子，比如比尔娜，有这一身衣服，是非常奢侈的事情。尽管如此，在津巴布韦，由于社会普遍对教育的重视，父母哪怕节衣缩食，也会想方设法为孩子弄到一身衣服。弄不到新的，就弄二手的。
比尔娜的衣服，就是她父母亲生前辛苦为她省出来的。说到这里，Chikazaza不禁长叹。原来，女孩的父母因为艾滋病已经在两年前去世，现在留下她和弟弟及姥姥、还有一条狗相依为命。他们住在河对面的一个偏僻小村子里。
对于小Chikazaza来说，虽然他不用为校服发愁，但是每年雨季来临，他就面临失学的危险。到时候，Mupfure河水淹没了过河的通道，对岸农场因为没有修建桥梁，孩子们只好等水位退去以后才能过河上课。造桥、接纳更多的艾滋病孤儿到农场里来住、以及更好地带动和改善附近村民的生活，都是Kajese夫人接下来要做的几件大事之一。
喜欢“飞毛腿”的巫师
出发之前，我就被好友告知一定要找机会去拜访津巴布韦的巫师，于是，我们驱车去了距离东南部Masvingo镇不远的一个村子。根据当地的习俗，我们进入村寨，一边走一边拍手致意，口中喊着问候语，远处随即传来村民们的回声。渐渐地走进村庄，在一些由非洲干草和土坯搭起来的土棚之间，我见到了传说中的巫师Chindmwe Mafodya。老人71岁，腰上裹着豹皮，手拿一根柚木拐杖，精神矍铄。在这个由几户人家组成的自然村落里，他同时担任这些村里的头人，或者叫酋长。据带我去的向导说，大约在老人9岁的时候，被美人鱼从村里一条河边带走，之后就杳无音信。因为知道他从小就喜欢喝酒，父亲就一直在河边酿啤酒，直到有一天他神奇地回到村子。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当然他自己也不记得了，更奇怪的事情是，他发觉自己变得能预测未来，无所不知。原始宗教认为，人死后，灵魂离开躯体，人们只能通过巫师或酋长与祖先联系。于是，他成了巫师，同时被推举当上村里的酋长。
我没有让这位非洲巫师给我预测未来，反倒对向导说的啤酒更感兴趣。但是，我很快就发觉我的问题挖出了一颗炸弹——津巴布韦传统土啤酒：Chibuku。Chibuku是津巴布韦人的伟大发明，最早酿于1962年，是由津巴布韦玉米(他们管它叫maize)和高梁加入酒曲天然发酵而成。更伟大的创举在于盛放的器皿：那两头圆并带着圈圈的形状简直就是导弹的造型，人们管它叫“飞毛腿导弹”。这种民间乡土的设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摩登。是对战争的嘲讽吗？还是无意的巧合。可惜的是，现在Chibuku的这种传统包装已经很少见了，只有在乡下才有，而在哈拉雷这样的城市，已经换成了类似装牛奶的利乐保鲜盒装。Chibuku的做法和味道，让我想起北京街头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的瓷罐酸奶，味道像是豆汁和酸奶的混合体。因为是放在“飞毛腿”里发酵而成，所以在喝前一定要摇一摇，把酒唤醒，把固体漾开。所以大家也叫它“shake shake”(摇一摇)。因为体积大，我后来在一些聚会的场合看到有人像抱小猫一样抱着几颗“飞毛腿”从欢腾的人群中走过。别看这啤酒才3.5度，它的后劲可大了。请我喝飞毛腿的马丁告诉我，微醺才能带来艺术灵感！后来，我在津巴布韦大学的马路上，还看到了生产Chibuku的公司赞助大学生音乐节的海报。哦，原来这就是族长父亲酿制的“飞毛腿”啤酒，原来巫师施法也需要灵感！
黑人画家和白人音乐家
长相酷似歌星鲍勃·马利的Dreadman是一个自由画家，靠给黑人聚居区的一些店铺写装饰字、制作牌匾为生。他租住在离广场一两公里远的地方，那里曾是一个白人农场，后来盖了现在的黑人住宅区，分给他们这些低收入家庭。除了给孩子挣学费，Dreadman挣来的钱主要花在每月50美金的房租和喝酒上。我问Dreadman为什么不去找一份固定的工作，他说生活自由，经常能喝酒，与朋友聊天，也还挺开心的。
相比喝酒，我看到过Dreadman更开心的时刻，那就是周日带着他的孩子去社区教堂参加福音歌演唱。福音歌由灵歌发展而来，是黑人教堂礼拜文化的一部分。这里没有迪斯科舞厅和锐舞派对，但是演唱的气氛比我想象的还要疯狂浓烈。人们身着盛装，或呼喊、或呻吟、或恸哭、或辅以假声，拍手顿足。如果你看过《修女也疯狂》，应该很好想象这种场景。通过肉体的舞蹈、渲泄的喊叫，大家在迷狂中达到忘我，和上帝进行对话。
在哈拉雷，Dreadman可能没有太多白人朋友，但是白人音乐家Sam却有很多黑人朋友。Sam坦言喜欢黑人和黑人文化，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和黑人朋友一起混。虽然他是第三代澳大利亚移民，但他不把自己当白人看待。Sam喜欢hip-hop，他甚至把自己的长发编成一根根细细的小辫子再打上结，以示自己对黑人土著文化的狂热喜爱。与Sam见面那天，是全球变暖国际纪念日，正好碰上他组织当地的一群黑人艺术家在当地一个酒吧做主题演出。他几乎把哈拉雷全城的黑人文艺工作者都请来了，有诗人、民乐演奏家、饶舌说唱人、舞蹈演员。在他的主持下，大家轮番上台，用自己的特长表演一个和全球变暖有关的节目。
土地改革后坚持留下来的白人不多，但Sam和他的家人都留了下来。Sam的父亲是一个NGO组织的成员，从事环保公益事业。有公司要在津巴布韦某个地方盖一间酒店，他们组织就会站出来，利用自己和媒体的力量监督他们，考虑如何让这个公司把一定的收入比例拿出来，改善这个酒店周围的生态环境。Sam说他出生在一个很开放的白人家庭，他的家庭反对种族歧视，反对人类的不平等，能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使得他长大以后能更好地理解今天黑人和白人错综复杂的关系。Sam告诉我，他目前的工作，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音乐，让更多的黑人和白人相互理解，放弃种族歧视，成为朋友。
非洲的笑声
在津巴布韦，我曾经在一个长途跋涉的小站里，被店员堵在门口索要李连杰的拳谱。但是有另一个异邦人，他在津巴布韦的知名度远远高于李连杰。那个人就是来自牙买加的雷鬼巨星鲍勃·马利。走在哈拉雷的大街上，特别是靠近黑人聚居的地方，随处可见鲍勃·马利的头像，或者印在某个年轻小伙子的T恤上，也可能被裹挟在某个大妈绑在腰上的花花大围巾里。鲍勃曾写过一首名叫《津巴布韦》的歌，还在1980年专门跑到哈拉雷来在穆加贝的就职典礼上献唱。除了要独立和自由，我觉得津巴布韦人的天性和鲍勃所倡导的雷鬼音乐精神有一点很像：那就是快乐。
在哈拉雷呆了很多年的刘瑶女士告诉我，哪怕这个国家现在还处在经济很不好的时候，这里的人还是会前脚排队领当月的工资，后脚把它花得一分钱不剩。在离哈拉雷最近的一个黑人聚居区Waren Park，有一个远近闻名的“酒吧广场”。说是酒吧广场，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粗糙宽阔的废弃停车场。每到周六这一天，男人们会开车到这里，到旁边的肉铺买肉食，然后交给广场上的女人们来烧烤，肉铺旁边就有卖酒的铺子。日逼黄昏，男人们都举着酒瓶子，咬着烤肉，用握紧的拳头轻微碰触互致问候，或拍打各自的肩膀放声大笑，全然一副世界上最幸福男人的姿态。
2008年，英国莱斯特大学曾经做过世界各个国家幸福指数的调查，适逢津巴布韦政治和经济都最困难的时候，结果津巴布韦排倒数第一。这可惹恼了穆加贝，他干脆站出来宣布津巴布韦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不得不说，在这点上，老穆是了解自己的子民的，且莱辛女士也会支持他。在《四访津巴布韦》里，她这么描述她听到的非洲笑声：“那是妙不可言的非洲笑声，发自五脏内腑，抓住全身的笑声。浸透着开朗、幽默的人生智慧。那是穷人的笑声。”“你睡得好我就睡得好”，如此淳朴的问候逻辑的背后是随遇而安的性格，用松弛的神经来面对困难，是渗透到黑人血液里的生活哲学。
世行最新发布的预测数据，在2010年，这个国家将获得非洲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多迹象标明，这个国家正朝好的方向发展。在Samro农场，专职医生给我展示那些用不完的从UNESCO运过来的避孕套。在哈拉雷街头，能看到“Condem is back(避孕套回来了)”的涂鸦。我在路上探访了几个农村医院，虽然每个地方都还配有治疗霍乱的药和检测设备，墙上也贴着预防知识，但专门病床上的床单显然已经落满了灰尘。商品重新回到货架上，没有人再背着成捆的津巴布韦纸币去超市排队买面包。
“我们崇拜石头，因为它的沉默。”诗人Musaemura Bonas Zimunya的诗句被刻在大津巴遗址博物馆的入口处。当石头肃静不语，瀑布却在开怀大笑。这好像是津巴布韦人的两面。当他和你不相识的时候，他们对你害羞地微笑。当成了你的好朋友，他拍着你的肩膀放肆地大笑。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呢？别忘了，除了已经逝去的黄金王国和依然咆哮的奇迹般的瀑布，这个曾经被霍乱、艾滋病、通货膨胀、种族问题困扰的国家，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品质最好的烟草、散发着自然野性的动物保护区和南部非洲最肥沃的土地。更何况，那些穷困的“百万富翁”，正以非洲最快的脚步追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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