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北京，马未都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开启了中国私人博物馆的先河。
私人博物馆的馆主们多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想把理想集结成的小成就拿出来晒晒，与众人分享，但当梦想照进现实，其中的艰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最后能否呈现他们预期的小美好，许多还不得而知。
北京有家小有名气的铁皮玩具收藏馆，馆主是对80后夫妇，因为童心未泯，一直收藏，进而开展馆，做得风生水起。夫妇两人都很随性。这家展馆很特别，一般晚上8点以后才开馆。
樊建川的“建川博物馆聚落”算是私人博物馆的翘楚，甚至带动了四川成都安仁古镇旅游业的发展。
马未都说，这是中国私人博物馆的春天。但是政策限制、土地拆迁、资金短缺等等因素也会让许多私人博物馆陷入窘境。
入不敷出，让很多私人博物馆举步维艰。“中国扑克博物馆”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馆主叫李维刚，收集扑克将近五十年。最终在2009年找到志同道合的赞助者开了这个国内第一家大型扑克博物馆，希望通过卖扑克的方式维持博物馆的运转。但是现在的确入不敷出。
鲜为人知，是很多私人博物馆的致命伤。云南昆明滇池边上曾有个耗资6000万的大型私人博物馆，名叫“翰荣轩”。馆主罗焕新集几代人所宝藏珍品，馆藏万余艺术珍品。但是“翰荣轩”鲜为人知，门可罗雀，最终因不堪累累负债而易主。
刘家琨说，春天里也有天气不好的日子。
扑克博物馆
如果能在北京建立起这样一座博物馆，它的外形像一副巨大的扑克牌展开成扇面的样子，它的楼梯都是13级，台阶上的花纹从扑克A到K依次递进。除了展示架上的扑克之外，无论吊顶、门廊、立柱甚至连洗手池龙头的设计中都巧妙隐藏了扑克花纹，扑克文化渗透在这座博物馆中的每一个角落。
这就是李维刚的“扑克”博物馆梦想。
现在已经是中国收藏家协会扑克牌收藏委员会主任的李维刚，从三四岁就开始对纸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他十来岁的时候已经在世界各地寻找和收藏扑克了。从那时候开始，他注意到虽然中国是世界公认的纸牌起源国，世界上最大的扑克牌加工、出口与消费国，但是中国却并没有一座扑克主题展览馆或博物馆，因此李维刚决心要填补这个空白。
经过多年收藏生涯，李维刚的手中握有三万五千多副扑克牌，足够任何一个大型博物馆展示用，因此他认为自己只要找到一个可以提供场地的商家就行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寻找场地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大多数人都把他的想法当作“玩物丧志”，甚至还有人把扑克与赌博划上等号。
“事实上扑克是一种新文化载体，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娱乐，我的收藏也不仅是玩玩而已。”李维刚告诉笔者，在欧洲美术史中，有很多博物馆都将扑克牌画面作为绘画艺术收藏的一部分；在国际比赛中，桥牌竞技已经成为比较主流的体育项目；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商人们也常常在扑克反面印上广告。
他认为人们的观念需要改变，并不是只有搜集奇珍异宝才能称“收藏”。除此之外，他也希望能得到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支持。
2009年9月，由中国收藏家协会扑克牌收藏委员会和山东麒麟扑克有限公司共同创建的中国扑克博物馆在山东省菏泽市向公众开放。菏泽是我国建国后北方最大的扑克牌生产基地，是北方“扑克之乡”。当地政府看好扑克博物馆能为菏泽作一些贡献，因此选择与扑克收藏委员会合作。在这座投资千万的扑克博物馆中展出的扑克涵盖各种题材、材质以及形状，馆内有介绍扑克历史的起源厅和名人厅，也有独具特色的各个主题厅，还有扑克竞技和扑克魔术表演。
首座中国扑克博物馆让李维刚得偿心愿，可是这离他全部的梦想还很远。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中国收藏家协会扑克牌收藏委员会全体，都希望能在北京再建一座大型扑克牌博物馆。毕竟比起其他地方，北京无论是从人口资源还是地理位置还是文化条件上都具有更优的社会条件。这个想法早在2002年首届扑克文化博览会上就被提出来，却因为场地、资金等种种条件制约，直到如今都未能实现。
与此同时，菏泽的中国扑克博物馆经营前景也并不乐观，正如现在许多民间博物馆面临运营困境一样，扑克博物馆也遇到了瓶颈期。即使这个博物馆已经成为前来菏泽旅游的必游项目之一，并且对普通游客免费开放，它的知名度依然不够广泛，每日游客流量依然不够大。再加上也很少有游客愿意在这里消费，整个博物馆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大多数时间员工的工资都是李维刚自己掏的腰包。
讲到不如意事的时候，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声音略微低沉了一下，不过他立刻又笑了笑说道：“人这一生中总是要做几件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也许我在最开始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会很谨慎地思前想后，但是一旦做了就一定要做到底。”
在筹划建设与经营扑克博物馆这期间，李维刚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他觉得自己能做得更好一些，也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孤军奋战——从十几岁有了梦想到现在五十几岁实现了第一步，当自己的艰辛被别人发现与认同，当越来越多人参与到建设扑克博物馆中来，让他更加肯定自己做的事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同时，李维刚认为他所做的事不仅是在实现自己的理想，也是在为扑克收藏这个行业，甚至是为国家和文化艺术传承做点什么。他为自己感到自豪。
谈起理想中的扑克博物馆，李维刚希望它的地点是在北京，面积能在1万平米以上，形状要具有扑克牌特色和独特的设计新奇感。他还希望这个博物馆是完全免费对外开放的，并且能够吸引一部分人来这里购买扑克，以供博物馆正常运作与生存。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能通过这里向大家分享他收藏的快乐。
“经济效益并不是第一位的。一座不能运营的博物馆是没有生命力的，但是我也不需要它大幅盈利，只要能支撑博物馆的运转就行了。”李维刚的愿望里并没有太多奢求，“等到它真正实现的时候，一定会成为我的主要职业之一。”(本报记者/吴逸飞)
东方红收藏馆
都说收藏是一件浪漫的事情，将时间的痕迹留存起来，抹去尘埃，过往的种种还都历历在目。
但收藏到足够开设一个博物馆绝对是一件累人的事情，要把所有藏品分门别类，甚至按照年代排列组合，没两把刷子还真办不到。
古人造字巧夺天工，“累”的另一层含义是积累，热爱收藏的人往往将因为“积累”而产生的疲累转化为正能量，从而生成快乐的荷尔蒙。
在天津武清区杨村，很多人都知道有个退休商人开办的私人博物馆，专门展出红色题材的收藏品供人们免费参观，这就是杨建清的“东方红收藏馆”。
1993年开始接触收藏的杨建清曾经是驰骋商海的老板，由于成长年代氛围的熏陶，杨建清对承载着新中国创建历程的红色收藏情有独钟。1996年，渐入佳境的杨建清萌生了开办一个博物馆的想法，他要把他的藏品展示给世人，并让人们永远地记住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2005年，积累了足足12年的杨建清终于在国庆节这一天为他的“东方红收藏馆”揭幕，并向大众免费开放。杨建清坦言培养收藏的眼光是一件循序渐进的事情，当年认为70年代的藏品已经很具收藏价值，之后慢慢觉得60年代的更好，后来又将眼光投向50年代，直到最后经人指点才发现真正的红色收藏要关注新中国成立之前，然而随着对红色收藏了解的逐渐深入，藏品也越来越多，不禁感到自己当年在如此浅薄的情况下就想要开博物馆是多么不知天高地厚的事情，同时也深深感到要维护一个博物馆的艰辛。
由于曾经经商积累了一定的财富，除了藏品的投资外，杨建清还有能力找到足够大的空间用来创办一间博物馆。如今的东方红收藏馆占地450平方米，杨建清详细介绍了他的年代馆。年代馆的藏品按照时间顺序布局，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各种精品。墙壁上挂着各种用画框封好的宣传画，馆内有6排展柜，每排长6米，经过精简，现每排的展品控制在100件左右，按时间顺序展示着各个历史阶段的史料文献以及实物真品。杨建清将他的展品按时间分为4组，第一组从1919年五四运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关于建党的资料全部都是三四十年代的精品。第二组的主题是“侵华罪证”，从918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当时叫“东九省”)开始包括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在内的诸多报纸和老照片，以及日本记者为宣扬日本在华战绩鼓动日本民心所出的书籍，更有很多日军侵华时使用的望远镜等实物。谈到这组侵华罪证史料的来源，杨建清说：“博物馆开馆那年刚好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当时从日本回流了许多这方面的藏品，价格很高，但我还是把它们都收回来了。”第三组主要展示的是红军长征的各种藏品，介绍了从1931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到长征胜利这段时间的历史，资料基本是40年代到解放初期的文献，大多是晋察冀解放区出版的，更有部分是军队内部流传的资料。第四组是介绍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从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到新中国成立。杨建清的藏品与一般抗日题材藏家不同，他的藏品大多都是关于共产党抗日的史料，杨建清说：“共产党的抗日史料流传下来的最少，收藏难度最大，但我收藏的是最多的。”其中有一本讲述日本暴行的画册是杨建清从拍卖会上拍得的精品。说到解放战争，杨建清特意提到一套卡片，那是1948年辽沈战役后淮海战役还未打响期间团以上级别的解放军军官每人发放的一套类似明信片一样的卡片，卡片上是一幅幅丑化蒋介石的漫画，当时在部队里当做战书使用。这些稀罕的物件不免让人感到解放军内部独特的才华和幽默感。另外包括1939年入党宣誓使用的彩色纸质党旗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全国政协的文件在内的多件藏品都作为国家文物在杨建清的东方红收藏馆内保存着。从建国之初历年国庆节出版的各种杂志也是杨建清的得意藏品。最后两组展品是一些毛主席像章和瓷像，这也是杨建清藏品中最多的两个种类，被去粗取精地筛选展出。“北京军事博物馆的藏品跟我的收藏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但他们放在馆里展出的东西大多都是复制品，我的馆里全部都是真品！”杨建清自豪地说
东方红收藏馆内现在绝大多数藏品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物品，杨建清说：“真正的红色收藏指的是解放前那些革命先烈为新中国成立而做出贡献甚至牺牲的历史记忆，新中国成立以后甚至到文革期间的相关物品太多，很多人都在收藏，但我认为只有那些真正讲述新中国诞生历史的藏品才能叫真正的红色收藏。”
东方红收藏馆的镇馆之宝是一枚直径达3.2米的毛主席像章，据说是天津市和平路新华书店二楼上挂着的那枚，现连同杨建清收藏的大批毛主席像章以及塑像被保存在东方收藏馆的另一个展厅内。
对于博物馆的运行，杨建清说很累，甚至有些后悔自己当初创办这个博物馆。由于展品太多，布展所需的各种展柜、相框的更换、维护要投入大量的心力，与此同时还要继续搜集藏品，在时间、精力上都是很大的消耗。然而尽管如此，杨建清只要一天不去自己的博物馆报到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看着自己花了将近20年搜集来的藏品，心里总会冒出一大堆的成就感。
曾经有藏家总结了收藏的六大乐趣：寻觅之乐、发现之乐、占获之乐、把玩之乐、展示之乐以及研究之乐，杨建清作为红色收藏的领军人物，正浸淫在这六大收藏之乐中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乐不思蜀。(本报记者/何欣怡)
作为一名建筑师的刘家琨，声名鹊起恐怕要归结于他经常玩一些文艺范儿十足的创造，这些创造包括何多苓设计工作室、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等项目。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国内一线建筑师的地位。比起建筑师这个身份，刘家琨好像有着特别的文人气质，在媒体口中的刘家琨更像是个文化明星，各个领域的风吹草动都希望看看刘家琨有没有什么新动作。
玉米理论
刘家琨有自己的“玉米理论”，这有可能是他驻守成都，而不前往北京上海扎堆的缘由——玉米的生存策略和稻谷不同：玉米在中部结穗。这样它就既便于承接上部的阳光又便于汲取下面的营养，从而结出一个比挤在顶部结穗的稻谷更大的果实。呆在一个中等地区，挨近自然与传统，同时也看得见国际潮流，也许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中国最广大地区的普遍现实，而不那么容易迷失在超大都市流行主题的幻觉里。
他有特立独行的一面，刘家琨大学毕业后的整整十年里，只主持过两个建筑，却写了四部中长篇小说。小说和建筑的共同点是都需要设计，都是一种谋划。文字就是文字，建筑就是建筑。好的文字表达出除了文字用其他不能表达的东西，好的建筑也表达出除了建筑用其他不能表达的东西。我不愿说某头牛是一匹好马，哪怕它跑得飞快。
1994年，刘家琨为画家罗中立设计建造了工作室，这成了他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建筑作品。
罗中立工作室是当时国内首批兴建的艺术家工作室。这举动已经奢侈得令画家自己不安，投资建设当然要节俭了。买地的时候已经约定要由当地工人来施工。卖了地，想通过修房再挣点钱时情有可原的。就这么些农民兄弟，大家往田里一站，事情该往哪个方向去做好像不言自明，如果你执意要去干些花钱多技术上又难的事，不过是自找没趣。(《我在西部做建筑》刘家琨)
胡慧珊纪念馆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刘家琨一系列动作把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无数媒体都称赞他是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
在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刘家琨建造了一个“胡慧珊纪念馆”，胡慧珊是汶川地震中丧身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女孩儿。刘家琨为这个小女孩儿建造了一个纪念馆。纪念馆以灾区最常见的坡顶救灾帐篷作为原型，采用框架结构及再生砖建造，表面以施以乡村最常见的抹灰，室内采用红砖铺地。室内满眼的粉色，粉色是胡慧珊生前最喜欢的颜色，墙上挂着她留下的少许遗物——书包、照片、羽毛球拍、笔记本、几件衣服……
因为这样的举动，刘家琨的名字蒙上了一层悲天悯人的气质。当记者问他，艺术是否一定要背负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时，刘家琨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艺术不必背负这些，我当初做这个馆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这些。我只想安慰她的父母，如果说要传递什么，那就是对普通个体生命的具体珍重。
“胡慧珊纪念馆”一开始就没有对外开放过。他说，他不会担心人们忘却汶川地震的痛楚，忘却这个纪念馆，如果人们忘了，她的父母和我都不会忘记。
再生砖
“胡慧珊纪念馆”纪念馆就是用再生砖建造的。
对刘家琨来说，“再生砖是一种只要愿意，人人都能动手生产的低技术低价格合格产品：就地取材，手工或简易机械就能生产、免烧、快捷、环保，因地制宜、尺寸随机、适应性强，无名有用，不受专利掣肘。”
2008年第十一届威尼斯建筑双年中国馆新闻发布会上，刘家琨通过视频介绍了他的《再生砖》作品。再生砖因为其原料是灾区随处可见的废墟中的残垣断瓦，加之制作工艺简单，给灾区重建带来很多方便。既解决了灾区的建筑废料，也节约了重建家园的成本。
刘家琨一直关注低碳环保的建筑模式，因而很多每次称赞他有社会责任感。对此他说，“建筑占用了很大的社会资源，并且将长久存在，影响人们的生活，做这样的事情躲不过社会责任感。”
建川博物馆聚落
刘家琨众多代表作中，包括了樊建川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中的“红色年代章钟印象陈列馆”。“红色印记是我们的历史记忆，收藏红色印记就是收藏历史。”他简单一句话评价“建川博物馆聚落”的红色印记。
“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需要每个人都承担。”樊建川说这是他建造博物馆的意义。而刘家琨非常平实地说，樊建川这件事做得很有勇气，很诚实。(本报记者/陈三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