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剧场的“碗”中民主
碗底是声音和权力的中心，不论场面多么盛大，只要把它们放进一个“碗”里，就变成一台可控的戏。对碗型的关注，后来造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发想之一。希腊圆形剧场一只巨碗，盛放得下宫殿和战争、神界和地狱、人性罪恶的深渊和命运迷茫的海洋。圆形剧场这只大碗，为雅典公民盛上的最有意义的，就是一个提出问题的空间，一个不同意的空间，一个民主的空间。
在克里特岛的首府伊拉克利翁(Heraklion)博物馆，有一只“世界上最大的碗”，其实它直径不过10厘米，大小不过一个我们的汤盆。只是气场很大：这只陶碗里的雕塑都是立体的，底部站着一位牧人，他的羊群层层叠叠一直蔓延到碗边，由近到远呈现出逐渐模糊的透视变化。
这只碗透露了从爱琴海的第一个文明米诺斯文明(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1450年)开始，人们已经关注到了“碗型”的特征：由扇面环绕的原始碗状，可以放大位于碗底中心的声音和形象。也就是当牧人站在碗底，碗边上的所有的羊，哪怕是最高处的，也可以轻易听见他召唤它们的声音。碗底是声音和权力的中心，不论场面多么盛大，只要把它们放进一个“碗”里，就变成一台可控的戏。
对碗型的关注，后来造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发想之一。希腊圆形剧场——一只巨碗，盛放得下宫殿和战争，神界和地狱、人性罪恶的深渊和命运迷茫的海洋。
世界上第一个圆形剧场是雅典的狄奥尼索斯酒神剧场。它的前身是露天合唱表演队在古市集(Agora)的空地上搭起的木头看台。合唱团由50名普通公民组成。在公元前520年左右，开始在歌曲之间穿插一些台词，那个出来念诵台词的人叫泰斯庇斯(Thespis)，也是第一个发明并成为“演员”的人。直到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Aischulos，公元前 525- 公元前 458 年)开始，才把合唱人员裁剪了三分之一，增加了一名演员。这从“一”到“二”是戏剧史上最关键的变化，因为从此正式产生了“对话”。后生一点的索福克勒斯，最多也只使用过 3 名演员，而且里面常常包括剧作家本人。
不过古市集中的这个木看台在公元前495年的戏剧比赛中倒塌了，于是人们在雅典围城的南坡，依照天然地势，选择了一个可以重建剧场的地方。关于酒神剧场的整体建设时间，专家们从未获得一致意见，不过大家公认在舞台区域发掘出的是公元前6世纪的遗迹，而观众区又明显是公元前5世纪的建筑结构，至于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某些部分，则是罗马时代的重建结果。
所以我们必须从时间上确定一个坐标来考察属于古希腊雅典文化的剧场，不二之选是公元前5世纪的后70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至今留存的全部希腊悲剧，都在这段时间产自雅典这一座城市。
公元前5世纪向来被称为“古希腊的文艺复兴时期”，可它同时也是被两场战争和一场瘟疫覆盖的世纪：希腊诸邦与波斯之间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99年-公元前449年)，以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年)。前一场战争成就了雅典，使之成为万邦之首，促进了城邦民主制度的建立；后一场争霸战争中，城邦民主腐化，再加上公元前430到公元前427年的一场大瘟疫，雅典人口死亡过半，最终导致了雅典帝国的崩溃。
在任何一场战争中，祭奠酒神的节日和戏剧比赛都从未中断过。有人曾经责难雅典人，在家国有难的时候，还在演出喜剧和闹剧(羊人剧)，而剧作家阿里斯多芬的回答是：“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所有战士为之献身的原因”。而战乱导致的权谋相争、生死无常、血腥屠戮或是仁慈宽解，从来都是刺激戏剧性的永恒动力。
在大碗里各安其位
在公元前5到4世纪，这个最早的碗状圆形剧场初具规模。碗底是舞台(orchestra)，也就是演员、合唱队及舞蹈表演的地方。对他们发出的声音有扩散效果的，就是碗壁斜坡式的座位，同样距离，声音可以放大到平地的两到三倍，所以在古代剧场中，你会觉得远处的人有不相称的大嗓门。而且这种放大效果越往高处越明显，在最底层的VIP座声音反而会削弱，因此要想使音效平均一点，舞台必须和前排观众也拉开距离。
观众席被称为“theatron”，意思是用来观看的地方，这就是“theatre”的起源。在希腊语中，“注视(theoros)”，也等于外国使节，(ambassador)， 这个有趣的关联我们在后文将提到。
先来看看当时的观众席，起初土台上的木板凳全部换成了石椅，之间发展出走廊，可以区隔座位的区块，还方便人们走动，整体可容纳大约一万四千到一万六千名观众。观众席有非常明确细致的分区：雅典的10个部落各有各的座位，中央区则有500个座位属于当年被选来执政的“五百人议事会”。由于雅典成年男性公民都有权进入议事会，所以坐在中央区享受表演也是鼓励公民参政的一项奖励。有一区属于“ephebes (即将入伍的年轻人)”，还有一区为外籍和外邦人专属。最前面的大理石VIP座则是给外国使节、各个部落的首领、城邦褒奖的英雄、戏剧比赛的裁判等特殊尊贵人群坐的。但是其中最豪华的，饰有人形雕塑的座位，永远属于主持酒神祭祀的大祭司。
整个剧场的座位，就是城邦不同政治身份人群的划分图，是城邦社会的自我表演和呈现。歌舞场中央出现了一个酒神祭台，场地后方，在舞台和后台之间有一层布幕，用来作最早的舞台造景 (skene)，后来逐渐发展成木制、石制，最后在罗马时代索性建成一座长方形小屋，供演员休息准备。不过我们考察的时代，演员还都是从布幕或木头墙后面出来的，据说这道墙也有扩音的效果。由于距离遥远，演员们需要穿高跟鞋和鲜艳的衣服以引人瞩目，还要不断变化手拿的面具，这些面具代表不同人物，但是都有一张巨大的张开的嘴，演员把眼睛放在这张嘴的后面，以便观察舞台上的情势。
看戏是国家福利
弄清楚了这只大碗的结构，我们回头来看看碗中狄奥尼索斯酒神祭和戏剧比赛的流程，在当时的雅典，最让我们现代人震惊的，就是戏剧和国家仪式的一体化。酒神祭一共要进行6天。第一天要做大游行的准备，剧作者，和演员(不穿戏服不戴面具)登台介绍此次参赛的剧作。
第二天举行大游行，环绕剧场边的狄奥尼索斯神殿，携带几盘供品。妇女、孩子和奴隶都可以参加。其中一定会有举着巨大阳具 (phalloi) 以荣耀酒神的队伍。
节庆的第三天，就是国家仪式日，也是大家都坐到剧场内的时候。活动一清早就开始，到场的有一万四千到一万六千名雅典人。
在雅典的其他公民聚会场合，法院陪审员最多在一千五百左右，即使是公民大会也最多聚集六千公民。可以与酒神祭及戏剧比赛相匹敌的只有奥林匹克运动会，或是重大战争之前的聚会。
来看戏需要交两个银币入场，这两个银币无需公民自己掏腰包，而是来自他们的“戏剧基金”。基于在法院担任陪审员或在军舰上划桨都有津贴，我们知道城邦同样将“看戏”视为值得鼓励的公共行为。而且这个津贴制度受到非常严格的法律保护，法律规定：“任何修改这项制度的企图都是违法的。”可见当时去戏院，具有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重大意义，它是公民在民主政治中不可推卸的义务。
这些国家仪式一共有四项，每项都可谓是雅典全体公民来做演员的政治表演。
第一项仪式是祭祀和奠酒，在酒神祭司的带领下，雅典的10位将军全部站上舞台主持祭典。他们要宰杀乳猪，并抬举着乳猪环绕演出空间，让鲜血洒向舞台。10位将军是雅典公民中唯一不靠随机抽签而是票选出来的军事政治领袖，这个方式就表明了他们在雅典公民心目中的头号权威。他们很少集体出现，除非这种场合与他们的角色意义相关：这个仪式体现了雅典城邦的权威，并且也受到雅典权威的佑护。
第二项仪式是颁布桂冠，也就是年度“感动雅典”，表彰本年度对城邦贡献最大或英雄事迹最突出的人们。在雅典这个充满雄性荷尔蒙的社会，沽名钓誉是男人们的主要任务之一。雅典城邦一边强调人人平等，一边却不断地用荣誉感来刺激精英意识。能在国人眼中领受桂冠，是一个雅典男性生平最大的荣耀时刻。
当然，就像我们的国家颁奖仪式一样，个人荣誉并非主角。桂冠彰显的是城邦的价值观，也就是评判英雄的标准：一定要为城邦整体利益做出贡献，只有这样的个体才值得荣耀。
第三个项目则是最古怪的，由一群奴隶端着银条环绕全场，银条是来自外邦的贡赋。雅典在希波战争胜利之后，成为当初对抗波斯而成立的提洛联盟(Delos)的霸主，其他盟国不再具有独立地位，而被划分为5个税区，向雅典缴纳赋税，盟国不得擅自脱离联盟，否则会遭到雅典的胁迫。雅典公民自己不用纳税。而盟邦的赋税必须在每年2月缴纳，以便在2月底到3月初的全民酒神庆典中展示给雅典公民和受邀“必须”来访的外国使节。
这就是让外国使节坐在第一排的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希腊语中表示注视的 theoros同时也等于“外国使节”。
利用国家场合来展示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政治强权，来羞辱他国，是雅典帝国培育的法西斯种子之一，后来经由罗马文化而得到强化，又在基督教的狂热加工下造就了我们熟悉的20世纪的重大灾难。
第四项仪式可谓一个“小小阅兵式”。因为雅典是战士城邦，公民个个都有为国参军的义务，要举行固定的全民阅兵是比较困难的。而这项仪式中的阅兵式，参加的都是“父亲为国捐躯的孤儿”。(注意，雅典人认为只要死了父亲就是孤儿)。这些孤儿由国家养大，成年后由国家颁发军服和相关配备(其他公民需要自己出资准备)，再参军为国效劳。所以在祭典上会有一名主持人出来，宣读他们父亲的名字和功绩，鼓励他们以父之名，继续为雅典城邦征战。孤儿们也要排排站，每人对城邦宣誓效忠，特别要提到一长串城邦的保护神的名字，要他们监督自己，追随父亲，为雅典而战斗，不惜牺牲生命。然后这些“ephebes”(即将成为男子汉的年轻人)全副武装绕场一周，再回到他们的专属座位。场面相当煽情。
毋庸置疑，这项仪式是为了彰显雅典的军事思想。即当兵之于男性，有如婚姻之于女性，是当时一个雅典人获得尊敬的基本条件。少年们的“军队”展示的是雅典未来公民的理想模样：当个雅典人，就得这样！
这四项戏剧比赛开始前的仪式，体现了“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完全是在展示雅典城邦的政治军事实力，宣扬城邦的公民典范和意识形态。如果说祀和戎是许多古代政治体制的重点，那么后来的戏剧比赛，则是属于雅典的发明，是公元前 5 世纪雅典改革的神来之笔。
用恶搞缓解悲剧
在参加戏剧竞赛之前，剧作家本人要向城邦每年的五百执政官报名，申请歌队。这五百执政官，虽然完全由普通公民组成，但是却总有办法选出每年的3位参赛剧作家来，他们的标准至今是个谜，而且选拔结果还不错，至少流传千载不成问题。
这3个入选的剧作家，需要每人创作3出悲剧和1出萨特剧。每天演出一位作者的全部剧目，而第四天，也就是整个酒神祭的第七天，悲剧比赛结束，城邦另外上演一整天喜剧，一共 5 出。
萨特(Satyr)是一种半人半羊的生物，有角有尾，蒜头鼻子，重要的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阴茎，代表着胡闹者和色情狂。萨特剧是为了缓解悲剧紧张气氛的滑稽闹剧，歌队和演员都会披上羊皮，穿上有个仿制大阴茎的裤子，恶搞刚才悲剧的严肃主题，让观众笑出来，以缓解悲剧带来的压抑。
这里要谈谈古希腊人的阴茎观。他们觉得阴茎的展示是对社会和宗教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这种形式他们司空见惯，而且有一套阴茎的公共艺术：陶罐、门把、指路的路碑都可以由阳物的形象构成。酒神狄奥尼索斯常常被塑造成以之为身体的神，在祭祀他的国家仪式上，一定要有抬着大阴茎的队伍，还要唱颂“阴茎之歌”，别忘记这可是冠盖云集、妇孺皆宜的国家活动。而且当代似乎可以借用的，是用阴茎纪念碑来纪念戏剧赞助人的伟大：公元前4世纪，赞助人卡瑞斯提尔斯赞助的剧目在酒神戏剧节获胜，他修建了两个大大的阳物石碑以资纪念，我们至今还可以在提洛岛上看见它们。
悲剧的内容不是我们这里探讨的重点，但它们无一不是对先前摆出的公民模范的消解和质问：为人类带来光明的人永远遭受鹰叼内脏之苦(普罗米修斯)；英明的君王却难逃弒父娶母的命运(俄狄浦斯)；爱上英雄的美人因遭离弃而亲手杀死儿子(美狄亚)……悲剧的力量就在于把主角塑造成复杂的普通人，也就意味着，它可能发生在每一个观众身上。
那么，先前仪式中宣扬的价值观在这些更加感性和“可信”的故事中摇摇欲坠。哪个国家权威不是最终毁灭于贪婪和暴力？戴上桂冠的人就能逃脱自身的命运吗？外邦和他者的屈服导向的不是仇恨和报复吗？而战争中的青年，在死亡的荣誉和生的屈辱之间，真像宣誓那么容易做出抉择吗？
除了悲剧之外，喜剧的挑战性也很强。它关注的同样是严肃的主题，只是使用的方式是讽刺和幽默的。比如阿里斯多芬的《云》就是用来讽刺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而《鸟》则通过建立一个“空中鸟国”来调侃雅典建立海上帝国的梦想；《女人议会》描写全体女性举行性罢工，出色的想象力至今被女性主义者引为经典；《财神》中的一句话则令人吃惊地适用于今日：“在今天，做一个腐败透了的人是非常有利的。”希腊喜剧的深度可见一斑。
连萨特闹剧，也将人的欲望本质显露无遗，个个都是下作愚昧、放浪好色、受肉欲支配的。所以，在堂皇骄傲的国家仪式之后，紧接着的是悲剧、喜剧和闹剧，是令人晕眩的崩溃掉的世界。将二者并置，就能看出狄奥尼索斯的神力在这个时刻转化为民主改革的推动力量：要求全体公民共同来面对对城邦国家意识形态的质问，对公民模范的解体；要求他们在理性和感性的共同洗礼之后，反省人性、命运和国家的关系。城邦除了发给他们买票的两个银币之外，还往他们的心中塞进一个永恒的问号。
圆形剧场这只大碗，为雅典公民盛上的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个提出问题的空间，这个不同意的空间，这个民主的空间。
如今我们很难找出类似规模的公民活动，即使有，更难的是有后面这个属于戏剧的空间。在国庆阅兵后不会上演“走麦城”，在人大代表会上不会来一出“击鼓骂曹”，当然，各国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不再动用他们的戏剧大师。戏剧这个曾在古希腊创造出最巨大公共空间和民主空间的工具，如今更多地成了小众的事情，甚至个人的事情。
民主的小道具
构建起雅典城邦文明的，除了理念，还有形形色色奇思妙想的工具，这些工具流传至今，作为一种具象，向我们讲述古雅典人对民主的追求决非想象，它们确确实实地存在过。在雅典的古市集博物馆里，可以看到一些辅助雅典城邦政治的著名小工具。
水滴发言定时器：你有权发言，但长话必须短说
其中看上去最简单的，莫过于水滴发言定时器。它其实就是一个双耳陶杯，大概可以装水400毫升，底部有一个滴漏用的出水口。一杯水流尽需要大约六分钟。这个时间是用来限制人们的发言时间的。
雅典人不是第一个以流水计时的民族，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到古代中国，人们早就发现了流水和固定时间之间的关系。
雅典人的贡献在于，第一个把流水计时和“说话”这件事情联系起来，这样就保证了不论日夜阴晴、室内室外，“说话”这件事情都有个最公平的基础：时间，从而使这一杯限时滴漏的水与民主发生了重大的关系。
民主执行的要义在于人人平等，这点对于执行全民直接民主的雅典城邦尤其重要。而民主体现的重要方式又在于言论自由，人人可以发表对城邦统治、法律执行的意见。
所以，为了保证每个人在重要选举、集会或审判时的言论自由和公平，我们可以放心地说，是古雅典人第一个发明了民主的小工具：水滴发言定时器。
石碑小球签选机：
选举就像买彩票，当选只是随机撞大运
与水滴定时器形成对比的，是相当复杂的签选机器。一块雕出一排排缝隙的石碑，石碑的一侧附有一条长管子，管子内有黑白两色的小球，按顺序代表着不同排的参选人，小球的色彩表明是去做公务员还是陪审员——这就是用来签选出公民代表、公共机构职员和法院陪审员的机器。
用来插进这些缝隙的，是一张张长11厘米，宽2厘米的薄铜签(Pinakia)。铜签上刻有不同的符号，表示铜签持有人的户籍以及他所具有的资格，还会大写出他的姓名。当铜签插满之后，管子开始释放出小球，一次一个，决定着某排参选人的去向。
这个机器在当时可谓极其复杂，它从技术过程上彰明了古雅典人的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巨大差异之一：民主过程基本靠随机偶然的签选 (sortition)，而不是以多胜少的票选 (election)。亚里士多德曾经明言，如果是抽签选的，就是民主；如果是投票选的，就是少数人统治。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说法来源于一种自信：雅典城邦的公民都具有同样的品德和才能，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参与国家事务，不可能有低于这个要求的公民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万一出现了才华能力高于一般公民的人怎么办？另一个小装置将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才华高的人必然野心大，权力会流向他，这样就破坏了民主，所以必须把这样的人驱逐出城邦一段时间。
黑陶片放逐法：谁本事大谁滚蛋，城邦驱除野心家
这个装置是一堆黑陶器的碎片，大多是陶器的底部，上面刻着不同的人的名字。这就是公元前5世纪城邦盛行“陶片放逐法”的物证。
陶片放逐法由克利斯提尼于公元前6世纪末创立。要实行一次陶片放逐，必须在每年春天，发动至少6000千人以上的非常公民大会，由口头表决来看有没有必要这样做，也就是看有没有野心家真正危害了“城邦和公民的自由”。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就再召开一次公民大会。
人所共知，古希腊很早就有发达的制陶工艺，发给每个人的一块陶片，是工匠作坊的报废品或家用垃圾砸出来的，所以这种政治工具十分有机环保。然后大家在陶片上，刻下自己认为最可能背叛和伤害城邦者的名字。陶片质地不硬，往往从身边捡块石头就能往上刻字。
有趣的是，古雅典民主在进行负面裁决的时候，靠的是票选而不是签选，也就是说，古雅典人傲慢地认为他们的公民具有同质普遍的善与优秀，而在恶与野心方面，就不是同质普遍的了。
罗德岛统计完之后，被点名最多的人，必须自动从雅典放逐10年，不得带走财产，但是其财产也受城邦保护，以备他归来继续生活。这种方式在希波战争之前，很有效地预防了个人阴谋夺权，保护了雅典公民的自由和民主，亦表现了雅典的无比自信，他们从来认为，自己的城邦制度是所有城邦中的模范，所以，只要把那试图破坏这种生活制度的人放到雅典之外去体会体会，就足够扑灭他那无谓的野心，让他重新归来做个规矩的雅典公民。而且，陶片上的文字表明，雅典当时确实是文化程度相当高的城邦，至少全体享有公民权的人(不包括未成年人、妇女、奴隶和外邦人)都能读会写。
不过，这种以多胜少的票选方式，必然有作弊者出现。考古工作者曾在同一地点发现了一批制作工艺、笔迹、陶土质量都统一的陶片儿，而这几百块碎片的底部都刻着同一个人的名字——显然，有人买通上百人要放逐这个倒霉鬼。所以，最古老的贿选，没发生在选领导的时候，而是发生在选罪人的时候。不过这两种时刻发生的贿选所导致的后果没什么差别，都导向了制度的腐败。
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39年拒绝被放逐，而宁可选择饮鸩自尽，倒不是因为他受不了雅典之外的生活，而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雅典，已然不是可以实行直接民主的一城之邦，而成为必然腐败的帝国。陶片放逐法也随之成为党派竞争的工具，从而走到了它的尽头。
神女和神妓
去希腊的人都会去德尔菲(Delphi)，这是古希腊人认定的世界中心，是他们衷心信任的最高神谕 (Oracleof Delphi)的产地。从帝国战争，到个人恩怨，都可在此见分晓。颇有深意的是，在神庙入口的石碑上，刻着“认识你自己”。
德尔菲位于希腊中部的帕尔纳索斯山南坡，距雅典170公里，距科林斯湾10英里，海拔2457公尺，灰黄色的石灰岩山脉干燥壮丽，上山路窄，很多地方都只能单行，遗址下的Arachova小镇冬季是滑雪胜地。此地在古代并不好来，所以从未遭受战火困扰，公元前373年一场地震使其一蹶不振，公元392年又被罗马皇帝迪奥多西作为异教崇拜而下禁令。
关于人到底能不能认识自己，德尔菲神女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不少提示。
神女被通称为皮媞亚(Pythia)。这个名字来源于她们的家乡——此处的小村庄Pytho，而村庄名又来自一条巨蛇皮同(Python)。这条巨蛇原本在此守护着忒弥斯的神谕。但是阿波罗意欲使此地人民尊崇自己，就射杀了皮同，将忒弥斯庙改为阿波罗庙。从此，这位殖民者阿波罗的神谕就必须经过美丽的新傀儡——神女皮媞亚来向世人传达。
初始，阿波罗要求的皮媞亚，都是从邻近村庄里挑选出来的18岁以下、从未受过教育的处女。每个月的7号，她要身着丝绸盛装，一手执一个浇葡萄酒、奶或橄榄油用的小浅碟儿，一手拿一枝月桂，坐在一个高腿三脚凳(tripod)上工作。这个三脚凳正好跨过一条冒出蒸汽的地缝。由于德尔菲位于两个地质断层的交汇处，地下富含沥青的石灰岩释放出大量乙烯气体。人吸入这种气体就会将神经麻痹，出现幻觉。祭祀团队中有一个在外伺候的男预言师，会皮媞亚在此时的呻吟或自语，直接翻译成六步音脚的韵文，这便是德尔菲的神谕。
最初，皮媞亚的工作可以直接面对求神谕者进行，我们可以想见他们眼中的场景，这场景翻译到当代来就是：一个未尝禁果的怀春萝莉，身披彩绸，坐在酒吧高凳上，于身下冒出的干冰雾之中不停地扭动呻吟，手上拿着一鞭月桂，盘子里滴落滑腻美味的液体……这些来到德尔菲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强壮男子，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克服这里地形的险峻崎岖和长途跋涉的劳苦。所以，后果可想而知，他们不断地“偷”走小神女。这种事故，数次让德尔菲陷于瘫痪。
所以阿波罗神征选神女的规则应时而改：必须是50岁以上的、品行无瑕疵的女人。然而毕竟太阳神也是美的神祗，况且帕纳索斯山也是缪斯女神们的老窝，从面子上来说，还是得让她们穿着少女的美艳服饰。德尔菲果然扩大了神谕的安全生产规模，最旺的时候有3个神女同时在石缝上哼哼唧唧。
那个时段大约是公元前8-7世纪，正是泛希腊世界扩张殖民最活跃的时候。关于阿波罗抢夺神庙、塑造皮媞亚的故事，应该正是那时人们的创造——他们非常希望自己的神就是一个抢夺者和殖民者，而神女则从新政开始，从一个纯洁的当地的代言人，成为后来重视效率和安全的熟手。希腊人用这一切回馈给神谕，表示他们非常“认识自己”。
从遗址下来，路过德尔菲小镇，零落的店家都在出售羊毛制品和小石雕像。如果你在店里抬头向上，可以看到一种女人布偶，这是当地世代制作的经典产品，也是我最得意的人偶收藏之一：最吸引人的特点是低胸长裙勾勒的胸线，那是我见识过的人偶里最丰满优美的，熟女风姿完胜芭比。她们穿着鲜艳的当地棉纱制成的长裙，我收的那个人偶，裙长就有60厘米，据说最长的超过一米，所以必须悬挂在高高的屋梁上，让你的生活笼罩于石榴裙下。
她们还有一个最迷人的地方：面色冷峻，丝毫不带笑意，彷佛时时在用冰冷的声音提问：“你到底是谁？”老板的英语不太能听懂，但他总会反复讲一个你最好懂的词：Pythia。
神妓是女神安抚人欲的工具，最简单的是享受肉体，付出金钱。而战争、竞技、买卖……世间何事不与欲望相关呢？另外一个地方也被女性恩典笼罩，只是这个光环来自阿弗洛狄特。
科林斯(Corinth)处于连接希腊大陆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科林斯地峡上，拥有面向爱琴海的萨罗尼科斯港口，和面向亚德里亚海的科林斯湾港口，既能垄断希腊的南北陆上贸易，又能打通两海的国际贸易。它一直是古代希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情况和深山中交通不便、穷困封闭、人烟罕至的德尔菲样样相反。
科林斯是古希腊最著名的骄奢淫逸之城，是阿弗洛狄特的崇拜中心以及妓女的活动中心，以至于当时人们用“Corinthiazomai”来代称妓女。和现代港口城市不同的是，古希腊毕竟是个信神的世界，这些妓女不在码头游荡，而大多数生活在科林斯卫城之上，一座高山顶上的阿弗洛狄特神庙中，因而被称为神妓。这座神庙的遗迹如今只剩下一根柱石，很难想象当时的雄伟规模，因为最繁盛时，其中光是神妓就供养了一千多名。
如果认为买卖双方都只是把女神当成敷衍的借口，就很难体会古希腊的信仰是怎么回事。先说女人们的信仰，她们投身的是阿弗洛狄特女神，她们挣得的银子除了生活所需，其余都上交给神庙祭司。这祭司也是女性，职能之一就是做“神鸨”，她们最初也是卖身以奉神的。每个男子来到这里，首先都要敬拜阿弗洛狄特，他们认为神妓是女神安抚人欲的工具，最简单的是享受肉体，付出金钱；拜神的目的十分具体，比如乞求战争获胜、运动会夺冠、出海顺利等，虽然阿弗洛狄特是主掌情感、肉体美和一切欲望的女神，但战争、竞技、买卖……世间何事不与欲望相关呢？
这些男子其实深深信赖女神，为此还会奉上独特的祭品：新的神妓。一位名叫Xenophcn的男子曾发誓，如果女神让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名，他就奉献50名女子来，其后愿望实现，他加倍偿还自己承诺的数目。一位叫斯特雷波的斯巴达人曾经说：“这些女人和奴隶都是各地男女奉献的，由于这些女人，城里挤满了人，财富也日益增加，各地来的船长们都在这里挥霍。”所以，哪怕是后来占据此城的朴素禁欲的斯巴达人，也对神妓们心怀感激，因为她们“对人亲切”而使人民蒙惠。他们每年为阿弗洛狄特主办盛大的节日：Aphrodisia，这也就是神妓们的节日。
这种人神共在、灵肉相犒的希腊式信仰，在罗马时代当然会遭到基督徒的猛攻。著名的代表就是使徒圣保罗，他曾两次造访科林斯，为这个城市建立起最初的基督教团体。
圣保罗第一次来到科林斯是公元50年左右，停留了大概18个月，据说他天天站在神庙山下市集(agora)中的一个台子上布道，那里是通往神庙的必经之路，而且是科林斯人聚集交易的地方，圣保罗日日目睹的邪恶刺激可想而知，不过，他的布道效果并不理想，所以愤而写出语气急促恳切的《哥林多书》(分前后两篇，哥林多就是科林斯)，把科林斯这个城市永远烙在了圣经上。也使后世基督徒永远反感这座城市的某些历史，有人称之为“东西方罪恶的渊源”。
现在你可以明白，如此盛大的神庙，为什么到今天，所有的遗迹就只剩一根断裂的石柱。我爬上那么高的山顶，觉得一点都不值得。值得慰藉的是远眺湛蓝的科林斯湾，它的闪烁仿佛是人欲和神意之间的无穷折射，反映出古希腊文化的独特光感。(撰文/ 张宇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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