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北京，往北走，去承德的高速路两旁，野花开的放肆。长城蜿蜒于燕山上，想起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皇帝纪实》中的描写。
公元1793年，也是这样一个秋季，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率领英国使团前往承德拜谒乾隆皇帝，也从这里经过。他们看到长城这个伟大建筑的时候，非常景仰，曾登高眺望，赞赏备至。
而等到见到承德避暑山庄，马嘎尔尼的心情更难以言表。他在日记里写道，“如何来细说这迷人的山庄呢？几个小时内，我们见到了各种迥然不同的景色……但奇怪的是，在6个小时的严格审查后，我竟然没有找出其他可以批评的地方。”
就是这么一座迷人的山庄，吸引了马嘎尔尼，也吸引了我们。在秋天，我们走在避暑山庄的里面，永远都走不到头。在今天来看，它已成为一座人民公园，外地人花120块钱就能走进这座昔日的清代皇家园林，承德本地人只要愿意，花50块钱办一张年票，就能天天进来。
我们如此不习惯于这座园林，倒不是因为它的时过境迁，而是他面积的广阔。光说山庄里面，除了前半部分有层层叠叠的宫殿外，那开阔的湖区、平原区的花园、假山、树木也消磨了我们的意志。我们如此浮光掠影，以致几乎占了整个山庄四分之三面积的山区，我们只是象征性的接触了一下。
这座比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的皇家园林，硬是圈进了一大片莽莽苍苍真正的山岭来消遣。山区、平原、湖区，层次分明，过渡自然。此时我们不知是该钦佩康熙、乾隆皇帝的相地造园能力，还是该感叹大自然赋予承德这样一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的福分。
但避暑山庄又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园林，它和清代康乾时期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有密切的联系。在避暑山庄建立以后的一百年内，康熙和乾隆经常到山庄来，康熙晚年每年到口外来，有时一年来两次。乾隆在位期间，到避暑山庄五十三次。在此召见少数民族王公，接待外国使节，举行木兰秋狝，整军经武，乾隆帝还经常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生日。可以说，避暑山庄是当时除北京以外的、最重要的政务中心。
黑格尔老人不愧是一位旷世哲人，他敏锐地注意到了避暑山庄这座园林与众不同之处，特别是从“周围那些规格高贵的寺庙”，看出了“亚洲大皇帝的用心”。原来，康熙、乾隆以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团结作为营造避暑山庄的落脚点，在园林建筑中，采取了“浓缩天地”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华夏地理、地貌、地形为蓝图，创造一种中华一统的形象、氛围。
避暑山庄是精美绝伦的。庄外面一圈被称之为“外八庙”的寺庙群，以及年代更久的木兰秋狝，将承德避暑山庄赋予了经久不衰的生命，成为今天仍然活着的最大的园林珍品。
木兰秋狝 另一座长城
无论是承德、热河，还是避暑山庄，其兴盛与冷落、繁荣与萧条，都与远在山庄之北，早于山庄20年建立的木兰围场息息相关。
为康熙苦心选定的承德避暑山庄，兴也围场，衰也围场。观三百年避暑山庄历史，为“习武绥远”而建的木兰围场才是山庄真正的灵魂所在。
木兰围场在哪？我们在围场县问一个在加油站工作的当地人。
那个男人笑起来，说：“这里就是围场，这周围都是围场的范围。”顺着他指的方向，我们看到围场县一排又一排新盖的楼房。当年康熙乾隆猎到的熊啊豹呢？
我们带着导航仪，开着汽车，想着如何找到当年康熙乾隆纵马围猎的地方。导航仪让人搞不懂，究竟哪里才是木兰围场。它似乎包括了一系列景区，每个景区又有很多景点。而在围场县景区路标上，木兰围场景区包括了四个部分，塞罕坝机械林场、御道口牧场、红松洼国家自然保护区和乌兰布统草原。
开车一路往北，经过隆化、张三营、御道口牧场又去了将军泡子，乌兰布通山。再往北，我们出了河北地界，到了多伦会盟碑。
想象一下，随便在某一个秋天的清爽日子里，满族的骑兵们随心所欲地随便哪里去围猎。同样，大清的皇帝也经常考虑，是把宫帐安放在长城边上，还是迁到更远的地方？
那种雄大的视野，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了。概念永远是纠缠不清的。而围场的位置，可以说正好在漠南蒙古的南缘，盛京的西侧，北京的东北方向，是满、蒙、汉三族相邻的一块三角地，满清皇帝在此会蒙古王公，聚满、蒙八旗进行秋狝，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康熙和他的后代们似乎都认为，最佳的防御工事在长城之外的木兰秋狝。每年秋天，由皇帝亲率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骑着骏马奔驰在木兰围场上，这不应该仅仅看做一次大规模的“围猎”游戏，而更像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一座连绵的、无形的长城。
站在这三角地，同时远眺蒙古、西藏、外俄，并设想此地是天下中心——然后再观察牧场的话，该说些什么呢？
以围猎代替长城
康熙统治时期是一个领土扩张、战火绵延的时代。1681年，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被康熙平定。康熙的军队又于1683年攻占台湾岛，1685年挫败俄国人的势力，并摧毁其在雅克萨的工事。而此时在西部和西北边境，长期从事平息准噶尔人的战争，并且一直到1722年康熙死时为止，战争仍未结束。这次战役后不久，准噶尔领袖噶尔丹自杀身亡。有记载说当得知噶尔丹的死讯后，正在黄河大堤上视察的康熙当即就跪倒在黄河大堤上，无比庆幸。
边患不绝，因此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5月，才会有古北口总兵蔡元等许多官员请奏，长城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希望能够重新维修。
维护长城历来是防御边患的固定节目，但康熙不喜欢这套。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认为：“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他还说，“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的确，中国的长城虽有预警和阻延的效用，但不可能把入侵者彻底挡在墙外。相反，维修长城兴工劳役，还会伤害百姓。明代的长城，修得再好，一样被攻破了。这个明亡的教训，作为胜利者的康熙应该记忆犹新。
不修长城，那么如何使满洲八旗官兵保持习武传统和勇猛、强悍的战斗力，又可同时对北方边境形成威慑作用。康熙想到的是一项古老的游戏——围猎。依据古代天子礼制，天子诸侯如遇境内无患，每年将举行围猎。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率领八旗军北巡。在北巡过程中，他寻求“习武绥远”的固定狩猎场所，被康熙选中的，就是木兰围场。他建立了每岁行围制，名曰“秋狝”。《尔雅·释天》里云，春猎叫蒐，夏猎叫苗，秋猎叫狝，冬猎叫狩，四季各有专名。
因木兰围场设在长城之外的边远地带，离北京有很长距离，如此众多的朝廷要员前去秋猎，当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宫。因此自古北口到木兰围场，有行宫几十处。仅康熙四十年至乾隆年间就建了二十座。由南往北，依序为巴克什营、两间房、常山峪等行宫。而始建于1703年的避暑山庄(即热河行宫)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
康熙十分重视木兰秋狝的作用，他说：“从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古北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康熙还列举多次和准噶尔作战取得的胜利，认为即得力于木兰行围。1722年，康熙在最后一次木兰秋狝结束返回北京后对文武大臣说：“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者，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
围场的前世今生
专家告诉我们，按照满族的说法，“木兰”为“哨鹿”的意思。《清史稿》载：哨鹿是一种诱猎方式。当年的围场，位于“蒙古各部落之中，周一千三百余，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远比现在的围场县大，且多在蒙古境内。内设大小七十二围，相距二三十里不等，轮换行猎，以利于禽兽生长。而当时很多是以山区为主，并非总在草原上行围。
史料说，从前这里就是一处水草丰美，禽兽聚集的天然名苑。“千里松林”曾是辽帝狩猎之地，“木兰围场”又是清代皇帝举行木兰秋猎之所，史载，从康熙至嘉庆年间，皇家在木兰围场狩猎就达上百余次。
当时的木兰围场，每次狩猎开始，先由管围大臣率骑兵，按预先设定的范围，合围靠拢，形成一个包围圈，并逐渐缩小。头戴鹿角和面具的清兵，隐藏在圈内密林深处，吹起要制的长哨，模仿雄鹿求偶的声音。雌鹿闻声而来，雄鹿为夺偶而至，其他野兽则为食鹿而聚拢。等到包围圈缩得很小，野兽非常密集的时候，大臣就请皇上首射，皇子、皇孙随射后是大规模围射。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内有一幅《乾隆木兰图》，生动地描绘了清代围猎的情景。
康熙一生参加围猎四十八次。每次围猎，情景都极为壮观。先由康熙选定逐年轮换的狩猎区域，然后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帐篷为“内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帐篷为“外城”，城外再设警卫。第二天拂晓，在上万官兵齐声呐喊下，康熙首先一马当先，引弓射猎，每有所中便引来一片欢呼，然后扈从大臣和各级将士也紧随康熙射猎。围猎结束后，举行盛大的庆功宴会，饮酒歌舞，摔跤比武。汪灏在《随銮纪恩》中，曾生动描写了康熙皇帝在木兰围场围猎时与蒙古贵族们的关系：陪同随围的蒙古贵族们“世受国恩，各抒忠悃，每岁如家人事其主，而皇上遥临塞外，亦如游内府苑囿，推心置腹，只左右亲随十余人。”这样融洽无间的关系，边防岂能不安？而作为康熙本人，他一生身先士卒打过许多著名的战役，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还是自己打猎的成绩，因为这纯粹是他个人生命力的验证。
“长城”的倾塌
到清代后期，国势日衰，一眼看去，清朝已经没有多少气数了。咸丰以后的皇帝基本上就不来避暑山庄了，更不进行木兰秋狝了。咸丰的儿子道光皇帝有时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去打一次猎，但也就是想想而已。这时，鸦片战争已经爆发。清廷国库空虚，大量流民出关垦荒。而承德、围场的驻防旗兵缺饷少粮，清廷被迫实行开围放垦。招垦所得的银资一部分作军饷，另一部分补了巨额战争赔款的缺口。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块广阔的皇家猎场禁地，全部放围开垦。其后，森林资源逐日遭到严重破坏，整个围场满目荒凉，风沙漫天，野兽绝迹。木兰秋狝的雄风早已吹散。
从前，这座无形的长城曾拱卫着一个王朝的边疆。它的衰败和封建王朝的衰败，一样是大势所趋。如今，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对这里进行退耕还林和沙漠环境治理，又使木兰围场重新焕发出活力，成为众多城市人草原旅游的最佳去处，也是时代的必然。
侧记：纵马过古战场
红山军马场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南端的乌兰布统草原。我们到的时候，前几天一直在下雪，雪还没化。连绵起伏的丘陵上，只有几匹马儿在吃草。
红山军马场的赵厂长在军马场呆了几十年，他对这里的马很了解，也了解康熙乾隆的故事。他说，康熙的大军对阵噶尔丹的坐骑大都是蒙古马。这些马的主要特点就是适应性强、耐粗饲、持久力强、体质结实。相比那些高头大马，蒙古马个子不是特别高，“平均高度在1米3左右，高的有1米5左右。”
蒙古马是野性难服的马，打仗十分给劲。赵厂长说，红山军马场以前也有蒙古马，但现在没了。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马匹的作用改变了，以前是战争的坐骑，交通运输工具，劳动工具，战争中还专门有骑兵兵种，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体育竞技，人们喜欢奥尔洛夫那样的‘马中的美女’。而蒙古马的特点是体形较小，脑袋大，外貌不好看。而且现在打马球，马术，赛马，都找驯服的马，蒙古马还是比较有野性的。加上现在跑40、30公里的耐力赛，总是跑不到10公里，老外会先测马的心脏，心脏跳动正常就继续比赛，不对劲就停赛。”
赵厂长介绍说，养马是一项投入多、收益少的事业。不是有钱人，是玩不来的了。他介绍说，经常有从北京过来的人到这里骑马，喜欢的就认养了一匹，一年4千多块钱。赵厂长说，现在他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厂部职工尽快致富”。这里因此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如今的红山军马场所在的塞罕坝则是在一九六二年才建立的林场。人工造林十五万公顷，壮观非常，游客往游，则都被载至塞罕坝机械林场骑马、漂流一番，以体会昔日清帝秋狝景况。这里还是著名的影视拍摄基地，《还珠格格》、《三国演义》、《康熙王朝》、《汉武大帝》等70余部电视剧的外景在这里摄制完成。
我们告辞厂长去找古战场。到了将军泡子，面对着乌兰布统山。蒙古语中泡子就是湖的意思，就跟藏族把湖叫海子一样。隔着湖看山，并不高。湖里不知是因为水草还是什么，被风一吹，变幻莫测。
就是在这个地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陈兵乌兰布统峰下，依林阻水，构起驼城。在战斗中清军炮火打开驼城缺口，侍卫内大臣佟国纲率领左翼军沿河而进，不幸中弹身亡。为了纪念康熙的舅舅佟国纲，将此泡子命名为“将军泡子”。 当初为什么选这里做战场？还是决战地？我没想通。
这个发生乌兰布统大战的地方，现在静悄悄的，寒风吹过我们，冷到骨头里。
避暑山庄 浓缩的诗意
即使在今天看来，仅仅把它作为一个园林看待，承德避暑山庄也是精美绝伦的。何况它不仅仅是座园林，还是一份具有永久意义的人类自然与文化遗产。
5.64平方公里内，山区、平原、湖区，层次分明，过渡自然。一代帝王将自己的所思所愿都化作了一座园林。
原避暑山庄博物馆馆长、文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玉文坐在朋友的古玩店里和我们聊他的过去，一墙之隔是鼎鼎大名的避暑山庄。
刘玉文1941年生人，1984年时，他毛遂自荐来到承德，那是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晚期，由于承德的条件比较优厚，他举家搬迁来到这里，担任避暑山庄博物馆馆长、文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等职务。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他已经成为承德市公认的大学问家，在考古界和园林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专家。
刘玉文是文物考古专业出身，来到承德之后才涉及园林领域，但就是这么一位半路出家的研究员却写出了《避暑山庄营造技术》、《中国古代园林》等一系列与园林相关的著作，究其原因，他总结为中国文人的情怀与执着。
皇家园林的朴素之心
避暑山庄看起来完全不同于金碧辉煌的颐和园和故宫。这里看不到闪闪发光的琉璃瓦屋顶和瑰丽多彩的油漆彩画，也没有连片的汉白玉栏杆和红色的宫墙。山庄的游廊宽仅1.2米，还不够现在一般普通办公楼或旅馆内部走道的宽度。它的正门虽然采用城楼的形式，可是建筑尺度很小，宫墙很低，就连名字都取得小气，“山庄”，而不叫“××宫”或“××园”。
在避暑山庄的建筑中，有的是雕梁，缺的是画栋。避暑山庄内皇帝上朝的地方叫澹泊敬诚殿，是避暑山庄的正殿，是清帝举行盛大庆典的地方。按说，这好比紫禁城的“金銮殿”，应是金碧辉煌，可这座宫殿偏偏朴素淡雅，称作“楠木殿”。
这座宫殿是康熙年间建的，起初不是楠木。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皇帝用楠木改建，不施彩绘，保持楠木本色。从此，金銮殿有了“楠木殿”这个别称。五十年代，楠木殿的明柱刷上红漆，1986年把所有红漆刮掉，用传统的方法进行烫蜡，恢复了历史原貌。
康熙帝在修避暑山庄时曾用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朴素，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但来此地的游客，仿佛不懂得康熙的良苦用心。在这工作20余年的避暑山庄研究员刘玉文经常听到游客的抱怨，怎么避暑山庄一点都没有恢宏磅礴、金碧辉煌的气势啊，瞧瞧北京的故宫、颐和园，那才叫帝王之气！每每听到这些，刘玉文只能摇摇头。
園林与自然
刘玉文认为，中国园林是和山水画、古典山水诗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在唐宋之后，文人园林成为了中国园林的突出特点。他说，“最早的园林就是苑囿，把自然山水圈起来，作为御苑，是帝王狩猎的场所，比如秦始皇驾崩的沙丘囿就是最早的园林，属于写实主义。到唐宋时期，中国园林已经呈现出现实主义风格，小中见大，但求山之神韵。”
刘玉文说，唐宋时期产生的造园风格影响至今，主要是因为中国文人对园林的热情，“诗人、画家往往就是造园高手，最典型的就是王维。王维不仅在陕西建造了辋川，成为文人园林的代表作，而且他还是皇家园林的设计师，曲江池便是由王维主持营造的，这也是唐朝可以向民间开放的一座皇家园林。”
而避暑山庄又有些不同。它不是一次建成的，从康熙到乾隆先后经历了80多年时间。玄烨、弘历祖孙两位皇帝的累续经营，从一种艺术构思到另一种艺术构思，形成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
刘玉文介绍说，避暑山庄囊括了中国园林的三种类型，園林、苑囿、艺圃。園林是避暑山庄最主要的类型之一。在新华字典里，“园”与“園”是同一个字。
相比之下，“園”形象地说明了園林构造的要素。在这个“園”中有个土，中国人讲五行说，“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人居为土，这个“土”就代表了土木建筑；“土”下面的“口”是个象形文字，代表了水池；而最下面的部分(“衣”字的下半部)在说文解字中的意思是茂盛，比喻植物；再加上外面的方框。所以園林的构造中就包括了人居的建筑、山水、植物，以及外围的围墙。
中国园林中大部分属于这种園林，假山堆叠、小桥流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山水风情不乏，闲情雅趣足矣，文人园林的种种情趣便在这狭小天地间淋漓尽致地绽放。
与其他园林相比，避暑山庄还有三个特点：首先，避暑山庄除了是综合景观园林外，还是分散聚景式园林；其次，根据园林使用功能划分为四个区域，行政区、宫殿区、湖泊区、山峦区。而彼此间又有景观过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达到和谐统一。建筑物也是园林建筑，为了景观的和谐修成园林的宫殿，包括命名也很讲究，宫殿区的景点名字偏庄重，而园林区的名字则闲适。比如园林区的秀云门就来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中的“云无息以出秀，鸟倦飞而置还。”相反，刘玉文认为，“宋元时期分散聚景式园林则不懂过渡。清代时期，不论是圆明园、颐和园、还是避暑山庄，都有过渡。而景观的和谐过渡做得最好的是避暑山庄。”
苑囿里的鹿
除了園林，中国园林中还有一个重要类型就是苑囿，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园林类型。
苑囿可以说是皇家园林的特征，主要是将某块自然区域包围起来，在其中饲养动物，作为皇帝狩猎的场所。所以较之園林，苑囿的范围较大，多动物，功能也不尽相同，在唐朝以前，我国园林主要以苑囿为主。
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中，有一个康熙三十六景之一的“甫田丛樾”，据说这里曾是皇帝小猎的场所。在工作之余，康熙大帝也会拿起手中的弓箭在山庄里找点乐趣，这种小规模的射猎活动便成为了帝王的消遣。乾隆时期，也设置鹿圈，饮用鹿茸血，可祛寒强体。
据刘玉文说，有些鹿多得都跑到城里了，但肯定不是今天跑出去的，因为避暑山庄的管理如今很严格。有的人还在路上捡到过鹿的头角。可惜的是，这次到避暑山庄，无论是万树园、试马埭，还是驯鹿坡，在这些曾经鹿儿出没的地方，我们都没见到鹿的身影，只在平原区附近看到大概是鹿留下的粪便。虽然多少有些遗憾，但估计是旺季游人太多，山中食物也很丰沛，鹿儿们都跑到山庄西北面的山区中享受清静去了。
艺圃的意义
在南北朝，特别是后周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三种园林类型——艺圃。艺圃和农作物有关，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园林类型，中南海中的丰泽园便属于艺圃。而艺圃在避暑山庄中也有所体现，这就要归功于重视农耕的康熙皇帝了，他也许是我国帝王中亲自种植试验田的唯一一人。
康熙在《刈麦记》中记载，当时在中南海丰泽园里，康熙试种双季稻，一年两熟，因为早熟，所以康熙将其命名为“早御稻”，可以说这是康熙大帝拥有专利的农业科研成果。于是他便将这个成果带到了避暑山庄。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热河行宫兴建并于当年基本落成。在行宫动工时，康熙就命人在热河泉北侧香泮之后开出一片御瓜圃，并在御瓜圃的东北部低洼处建一方稻田，要求不但在御瓜圃中种上瓜果蔬菜，而且还需在稻田里播种从京城带来的早御稻。
虽然在中南海早御稻的收成可观，但是在较为寒冷的长城沿线，早御稻能否成功，康熙自己也不敢肯定，直到他亲眼看到丰收的果实，才开始在京津一带普及种植，他也成为了历史上具有严谨的农业科研精神的帝王。
在避暑山庄沿澄湖北岸的一片景观群中，由东至西依次为甫田丛樾、莺啭乔木、濠濮闲想、水流云在，但惟独甫田丛樾内设紫檀木的地坪、御座，这是康熙早在建园之初就策划好的，为的就是日后亲操犁锄之余，能在这里观赏稼穑，可见千古一帝对农业的重视程度。
而康熙的所作所为也绝不是摆摆样子而已，在康熙的《刈麦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一年两种且能成熟，每岁避暑用之，尚有盈余。”看来康熙是一位享受劳动果实的皇帝，对自己的科研成果也颇为得意。
这次来到避暑山庄，我特意在御瓜圃前驻足端详了一番，虽然大门紧闭，游客不得入内，但里面即将成熟的各种蔬菜瓜果依然遗留了当年的风貌，一代帝王的良苦用心便在这一圈朴实的艺圃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御瓜圃”高高挂起的匾额和围绕它的一圈篱笆，也许会给游人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偌大的皇家园林中怎会有这样一块菜地，让身旁的鸟语花香少了几分情趣，让周围的亭台水榭少了几缕优雅。殊不知这种“格格不入”的背后，竟是帝王“别有洞天”的设计，这大概也是避暑山庄的魅力所在吧。
侧记：避暑山庄里的音乐
承德避暑山庄是兼具理朝听政与休息娱乐之用的宫苑，音乐亦如在紫禁城之内一样，既有前朝的典制性音乐，也有后苑行宫供皇帝、后妃们娱乐的富有江南民间气息的纤细之乐。
承德避暑山庄音乐，绝大多数来自元、明北曲及明代宫廷宴乐。明末苏州乐工韦兰谷曾在北京传授他从明代宫廷中习得的宴飨丝竹乐，入清辗转授受，成为现今存之于承德的‘离宫音乐’”也就是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十番”。
清政权结束后，避暑山庄的乐师流落于民间，迫于生计将宫中演奏的二十几首清音十番的曲谱、演奏技巧及乐器传出宫外，1920年曲王子仲牵头任会长，唐锡福任指挥的专门演奏从宫中传出清音十番的民间业余乐社组织——承德清音会成立了。
承德民族师专钱树信教授的父亲钱崇安是清音会的第五代传人，兄长也做音乐工作，钱树信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会两三种乐器，对清音十番也有浓厚的兴趣。2001年退休后，他担任学校老教育工作者协会会长职务，利用协会搞活动的便利，把清音会“操持”起来。
清音会以离退休老教授为主，年纪都大了。为了清音十番的发展，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音乐系创立了“承德清音会音乐”课程，并在承德市八县三区建立了承德清音会分会，还确立了承德避暑山庄正宫乐亭为保护传承基地，在每年的旅游旺季有5个月的演出时间向国内外游人展示。如今，承德清音会在册登记的已达70余人，演出已达 180多场。
据钱树信介绍，从2001年到2006年，各方投入30多万元用于清音十番的发掘、保护和传承工作，但“一动弹就是钱，不能老找人家要”。从2002年开始，清音会每个周末都会到避暑山庄演出，从早7点演到9点多，一场1000块，加上受邀演出的收入，“每年的收入能维持在五六万元，大家分一两万，其余归清音会。”这不但能维持清音会的运转，还增加了避暑山庄的看点。
钱树信还披阅文献、破译古谱，深入研究清宫音乐和避暑山庄音乐，拿出了《避暑山庄宫廷音乐》等几十万字的研究成果。他说：“我只要有口气，就要把它传下去。”
外八庙：帝王眼中的世界
来到承德就不得不看看外八庙，就像是避暑山庄的一部分，它蕴藏了太多的内涵，凝聚了太多的心血。
外八庙在避暑山庄墙外，匀称地分布着许多金碧辉煌的庙宇。武烈河东是溥仁寺、普乐寺、安远庙。往北，紧靠山崖，是普宁寺。山庄以北，有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和殊象寺。这些庙宇，象众星拱月，围绕在避暑山庄的东、北两面。
金碧辉煌处
星星是耀眼的。相形之下，外八庙的确盖得雄伟、华丽无比。与避暑山庄遥相辉映的，是坐落在山庄正北面的普陀宗乘之庙，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小布达拉宫”，因其造型酷似拉萨的佛教圣庙布达拉宫而得名。在普陀宗乘之庙中有一个主殿——万法归一殿，这是全庙举行集会和庆典活动的场所。万法归一殿的鱼鳞瓦顶做了三遍鎏金工艺，共用纯金两万两千多两，阳光明媚时，其光辉耀眼夺目，和对面避暑山庄中朴素的楠木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好奇地爬上普陀宗乘之庙的最高层，想要一睹万法归一殿这璀璨的光芒。器宇轩昂的寺庙总是能够让人产生无尽的憧憬。而据说须弥福寿之庙其富丽堂皇就令人叹为观止。其主要建筑的屋顶竟全部铺盖了鎏金铜瓦，仅此一项就用了黄金一万五千余两之多。
康熙自然是不缺黄金，但他的目的不在于造成一片肤浅的金碧辉煌，而是希望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
在对待边境少数民族问题上，康熙主张用积极的和平共处来代替消极的武装对抗。主张不修长城，而修外八庙，“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看了马嘎尔尼的游记后，评价避暑山庄的一句话，“这座御用园林与其他任何园林，特别是欧洲的园林截然不同……，它周围那些规格高贵的寺庙，让人看到亚洲大皇帝的用心。”黑格尔虽然没有到过避暑山庄，但他却从西方人的游记中读懂了皇帝们的心思。
汉藏建筑之典范
外八庙是康、乾时期中国边疆政策的象征。溥仁、溥善二寺，是康熙为蒙古各部前来祝寿(六十大寿)而建，为汉式。其他六座，都是乾隆所建。
普宁寺，是乾隆为庆祝平定准噶尔部，宴请西蒙古各部的首领而建，是照西藏桑鸢寺的样式。普祐寺，是蒙古喇嘛的经学院。安远庙，也是乾隆为庆祝平定准噶尔部而建，仿新疆伊犁的固尔扎寺。普乐寺，是为庆祝杜尔伯特部、左右哈萨克和东西布鲁特归附而建。这四座是藏汉混合式。
外八庙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另外两座：须弥福寿之庙和普陀宗乘之庙。
须弥福寿之庙是乾隆皇帝特意为六世班禅修建的。1780年8月13日是乾隆皇帝70岁生日，后藏政教首领班禅额尔德尼六世，长途跋涉到承德贺寿，为了他来到后有住宿和讲经的地方，命人仿班禅驻地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为班禅建一行宫。这座庙自山脚顺山势向上延伸，气势雄伟。主体为3层高的大红台，中央是一座重檐大殿，名妙高庄严殿，俗称金瓦殿，是庙中最大的殿，殿顶用鎏金铜瓦铺盖，四脊上有8条金龙。这座庙是以极快的速度建成的。1779年6月，班禅从后藏扎什伦布寺出发时，开始动工，当第二年7月他到达承德时，就大功告成。可算是藏汉建筑艺术结合的一个典范。
普陀宗乘之庙建于1771年，是乾隆为了庆祝他本人60寿辰和他母亲皇太后80寿辰而建的。这是外八庙中最辉煌、规模最大的一个庙。这座庙是仿照拉萨的布达拉宫而建，因而又称为小布达拉宫占地达22万平方米。也是山岗上矗起一座大红台，台上3座大殿，宏伟异常。
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杰拉尔德·狄克斯所说：“在那里建一座山庄别苑，并不仅因为皇帝要在这里消暑，更主要是清王朝极欲实现其安抚国内少数民族和游牧部落的计划，方式就是在行宫周围为他们建造金碧辉煌的庙宇，以强调其同为中国人这一普通事实。”
历史上，汉族与北方民族为邻，苦其侵扰，从秦始皇到明太祖，一直都是“高筑墙”。大清以外族入主中原，是靠“广修庙”，用宗教来广结人心，可算是除木兰秋狝外的另外一座无形的“长城”了。
走进历史
天黑前，我们依然努力寻找外八庙的痕迹，溥善寺已毁，广安寺已毁，罗汉堂已毁，普佑寺大部分无存，殊像寺已破败不堪。这道无形的长城终于没能挡住外来者的入侵，一个帝国内部的积弊也使得一个强大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1860年，英法侵略军火烧圆明园后，清政府下令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奇珍异宝调运北京，普乐寺所藏文物也大部调走。从日军占领承德上溯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先是落在内战的军阀手中，后是落到日本侵略军手里。1913年，统辖承德的军阀姜桂题曾拆毁山庄古建筑，当作木料变卖。到了军阀汤玉麟期间，拆毁、倒卖、劫掠更是触目惊心。
这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已无暇顾及这座老祖宗留下的皇家园林和金碧辉煌的外八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已是满目苍凉，惨不忍睹，原有的130多组建筑，十不存一。
最后一丝残阳终于隐在了西边的山坳里，残垣断壁就像一位谢幕的演员，被渐渐落下的黑幕遮住了身影，终于走到了一天，或者一段历史的尽头，他们已经不在乎对面山庄里的目光，因为那里已没有了观众。
这圈香火缭绕的寺庙，完成了一代帝王交给的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就此走入了历史。
侧记：普宁寺的僧人
来到普宁寺东面的僧人生活区，这里是外八庙中唯一还有僧人居住修行的寺庙，其余都已属文物局管理。我们走进了普宁寺住持莫日根图金刚上师的房间，希望从他的身上看到当年僧人的影子。
莫日根图金刚上师出生在青海，蒙古族人，八岁出家，曾在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尔寺修行，1990年的时候来到普宁寺，成为这里的一名僧人。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他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普宁寺，在宗教界，这不是一座很有影响力的寺院。只因为它是一座皇家寺院，所以才有些名气。”
初来乍道，他对这里生活并不习惯，“我们蒙古族吃的是牛羊肉，喝奶茶，刚来这里的时候对这里的饮食不习惯。而且我不会讲汉语，和汉人沟通也有问题。”经过多年适应，莫日根图金刚上师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变化，“虽然现在我们也喝奶茶，吃牛羊肉，但和过去有些不同，每年回家的时候，我已经不习惯家乡的生活了。”
即便如此，莫日根图金刚上师依然十分怀念在青海的生活，毕竟对于一名僧人来说，喧嚣的承德并不是一个诵经修行的理想之地。“每年回到塔尔寺参加宗教大会的时候我都待不够，在那里可以静下心来修行。而承德则不同，对我们来说，这里太现代化了，这是一个旅游景点，要面向游客，所以条件很好，僧人讲苦修，这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而且总有一些外事活动需要参加，所以诵经的时间就无法保证。因此有时我会在自己的佛堂里闭关修行一两个月以达到修心的目的。”
修行讲究内心平静，普宁寺的僧人们每天清晨四点半起床，五点十分上殿诵经，七点下殿吃早饭休息，这也是为了避开熙熙攘攘的游客，八点半再上殿修早课，九点下殿，十点后还有小课。庙里80名僧人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周而复始，在繁华的旅游城市中寻找难得的清静，每天面对的是佛经和端着相机的游客。
告别莫日根图金刚上师，趁着日落的余晖，我们匆匆浏览了一下普宁寺。快要关门的时候这里就只剩下宁静，倒是很有寺庙的清净与威严，可惜不能驻足欣赏了。
绕过一道小门，忽听到篮球砸框的声音，寻声望去，我们看到几名正在打篮球的小僧，篮筐很破旧，但他们快乐无比。其中一名小僧告诉我们，他们有自己的普宁篮球队，也会和市里的球队打比赛，虽然是支很业余的球队，成绩也不好，但是他们并不在意，仍乐在其中。(来源：精品购物指南 编辑&文/彭治国 杜鹏硕 部分摄影/于瑾 鸣谢/原避暑山庄博物馆馆长、文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玉文)
相关攻略：承德避暑山庄游览线路
